章太炎与清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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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章太炎与清学史有清一代，学术文化异彩纷呈，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清末以来，学界为研究清代学术史投入了大量精力，撰写出一批研精覃思的经典巨著，如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章太炎在清代学术史研究方面虽然没有写出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样的鸿篇巨制，但却有创榛辟莽、开山奠基之功（注：可参考朱维铮：《求索真文明》及《清代学术概论·导读》。朱维铮指出，章太炎的《清儒》篇，是近代第一篇系统研究清代学术史的论文。），对清代学术史研究多有建树。遗憾的是，截至目前，学界却鲜见系统探讨章太炎清学史研究成就的论文。章太炎对清代学

2、术的研究涉及多方面多层次，牵及主要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学术成就、学术思想、学术特色等。限于篇幅，笔者结合《清儒》、《清代学术之系统》的内在逻辑结构，主要就章太炎的清代汉学研究进行论述。一、汉学综论章太炎虽生于汉学凋落之世，但他本治汉学出身、又能发扬光大，“大张其军”[1]，故对清代汉学有超出常人的认识。他对清代汉学的总体性把握和评价，深有值得后人借鉴的地方。1.汉学起源到清末，清代汉学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再加上公羊学派的攻击和诬篡，清代汉学的源流并不那么清晰真切。章太炎站在古文经学立场上进行辩诘的同时，从学术史角度作了一些整理工作。汉学始于何时？“古无汉学之名，汉学之名始于近代

3、。”[2]刘师培的这一判断袭自章太炎[3]。章太炎指出，所谓汉学，“其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4]。章太炎在《qiú＠①书·学隐》篇中，把戴（东原）、程（易畴）、江（艮庭）、三（怀祖）、钱（晓徵）、孙（渊如）及藏在兄弟的学问称之为汉学。这一说法不仅影响了刘师培，而且影响了梁启超。梁氏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正是把乾隆朝视为汉学进入全盛期的开端。汉学为何兴盛于清代？章太炎的解释成一家之言。章太炎站在汉民族的立场上分析说：满人入关以后，纲禁严酷，虞候枷互，学士大夫，身怀智慧，经世之务，既遭时忌，“欲与寇竞”，“执羽龠除暴，终不可得，进退跋zhì＠②，能事无所写”，遂施之于训诂，皓

4、首穷经。也就是说，清儒之所以把精力才华导向学术，是因为他们身怀民族气节，不愿意降志于满清。他还以戴震为例说明民族思想对雍乾时期学者的影响：观戴震遗书，“规摹闳远，执志故可知。当是时，知中夏yuè＠③黯不可为，为之无鱼子虮虱之势足以藉手；士皆思偷hè＠④禄仕久矣，则惧夫谐媚为疏附、窃仁义于侯之门者。故教之汉学，绝其恢谲异谋，使废则中权，出则朝隐。”[5]章太炎除把汉学的兴起归因于清儒主观方面的种族观念、民族气节外，还就客观原因作了分析。他指出：“遭世则然也”[6]，清朝统治者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文字狱，对清代汉学学风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多忌，故歌诗文史梏；愚民，故经世先

5、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7]这些观点发表于20世纪初叶，带有尖锐的民族革命锋芒和种族主义情绪，有失于偏颇之处。但其结合当时清朝的统治政策，从大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着手分析问题，认为文化专制和种族矛盾是汉学的重要成因，这一思想观点却被广为接受，几乎成为此后研治清代学术思想史的圭臬（注：论清学成因，卓有影响者还有两说，兹录于此，以供参考。其一以梁启超、胡适为代表，他们认为，清季诸儒，以征实读书，斥空疏不学；以求真求是，反理学末流，而以饶富科学精神，比况西方文艺复兴。其二，以余英时为代表，他据思想发展之内在理路以论清代学术，视清代学术为儒学

6、变迁中重智主义之勃兴。）。2.学术特点论及清代汉学的学术特征，近代学者曾从多种视角进行探讨。其中，章太炎对清代汉学学术特征的总结较为贴切，为后代学者所重视。一是具有近代科学的实证主义特色。章太炎认为，汉学没有“六经注我”的主观随意性，有的是实事求是的客观精神。清儒“以狱法治经”的方法，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拿证据来”，重视实证。他把清儒治学的实证主义特色提炼概括为六个方面：“审名实，一也；重左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8]他认为，以这六个方面为法，可以衡定经师高下、汉学纯杂。章太炎对汉学的实证学风十分推崇，声称”近世三百年来，学风与宋明

7、绝异。汉学考证，则科学之先驱……盖其语必征实，说必尽理，性质相同耳。”[9]二是踏实躬行、不应世尚的求实精神。在《学隐》篇中，章太炎从汉学研究所体现出的研究者的主体精神和学术品行切入，把汉学优点概括为三：“明征定保，远于欺诈；先难后得，远于徼幸；习劳思善，远于偷惰。”[10]三是“夷六艺于古史”的理性主义精神。与公羊学相比，汉学“明故训，甄度制，使三礼辨佚，群经文曲得大通”，功绩卓越。追考其因，就是由于清儒承纳了东汉经师的理性主义精神。他在论述清儒对经学史的贡献时曾道及此：“杜、贾、马、郑之伦作，即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