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中国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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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国维与中国哲学史王国维虽然未能形成自己系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但他为现代中国哲学学科的成立与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设都曾做过大量有益的工作，并留下了丰富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些学术成果，记录了现代中国哲学与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创设的历史，也确立了王国维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设、成型与发展，经历了近百年的历史行程。在这个历史行程中，不同时期的学术工，学术兴趣与学术方法不同，学术积淀与学术贡献也有其差别。但正是由于不同时期人们的学术耕耘与成果积累，才使得中国哲学史具备了现代学术门类的品格与特

2、质。因此，我们考察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设与成型，既应关注与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相关的其他学科的建设，也应关注在不同历史时期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做出过具体贡献的学术工。以这样的视角回溯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创设阶段的工作，王国维的学术活动及其多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当是我们不能不特别关注的对象之一。根据赵万里先生所辑《王静安先生年谱》，王国维，“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生于清光绪三年(1877年)，卒于民国17年(1927年)，浙江海宁人，曾讲学清华园，为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四大

3、导师之一(余为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在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学术界，王国维在文史领域，学贯中西，可以说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在中国文学、中国美学、中国哲学、中国史学、西方文学、西方美学、西方哲学以及中国古文字学、敦煌学、文化学、教育学等不同领域内形成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些学术成果中多有发前人所未发者，对中国学术文化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作出了他人难以企及的历史贡献。陈寅恪、顾颉刚一类学者，尤为推崇王国维的史学研究成果，特别是王国维有关殷周史与秦汉史的研究成果;也有学者认为，“总结二十世纪的中国

4、史学的发展”，当以“释古派的成就最大”，而王国维即是“释古”史学的创始人与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学者们对王国维学术贡献的这种评断不无其根据，也不存在溢美之嫌。王国维对于中国现代史学的创设确有其独特的贡献，且其对于中国现代史学创设的贡献，也不限于殷周史研究与秦汉史研究。因为，这种贡献或在于对某一历史现象的具体考释，或在于阐释现代史学的观念与研究方法，或在于新的史学领域的确立与拓展。王国维对于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创设的贡献即属于后者。下面我们仅从王国维与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角度，考察其史学成就及其学术贡献。“哲学

5、辨惑”——对中国现代哲学学科建设的历史贡献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设，与中国现代学术门类中哲学学科的创设是密切地关联在一起的。王国维对于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贡献，首先在于其为中国现代哲学学科的确立做出过历史的贡献，这种贡献得益于他在早年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对哲理的兴趣与研习。王国维曾论及自己早年的学习生活：“余家在海宁，故中人产也，一岁所入，略足以给衣食。家有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晚自塾归，每泛览焉。”“十六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岁朝钱万，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

6、读书之始。”这种读书生活，实际上表明了王国维早年的学术兴趣与致思趋向。这样的学术兴趣与致思趋向，为他后来在史学领域获取重大的学术成就准备了思想前提和学识方面的基础。王国维产生对哲学的兴趣，也缘于早年的学习生活。在王国维的学习生活中，曾有一段专门阅读与研探哲学著作的时间，这段时间即是从其自日本归国以后开始的。王国维曾说：“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壬之间。”据佛雏《王静安先生年谱订补》，王国维于庚子年(1900年)十二月赴日本留学，辛丑年(1901年)四月因病回国。王国维所说自己“研究哲学，始于辛壬之间”，似正是就

7、自己归国以后的读书生活而言。王国维也曾把自己的这段读书生活谓之“独学之时代”，并强调这样的读书生活，使自己的学习兴趣重新回归到哲学：留东京四五月而病作，遂以是夏归国。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矣。体素赢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而此时为余读书之指导者，亦即藤田君也。次岁春，始读翻尔彭之《社会学》及文之《名学》，海甫定《心理学》之半，而所购哲学之书亦至，于是暂辍《心理学》而读巴尔善之《哲学概论》、文特尔彭之《哲学史》。当时之读此等书，固与前日之读英文读本之道无异。幸而已得读日文

8、，则与日文之此类书参照而观之，遂得通其大略。既卒《哲学概论》、《哲学史》，次年始读汗德之《纯理批评》，至《先天分析论》几全不可解，更辍不读，而读叔本华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一书。叔氏之书，思精而笔锐，是岁前后读二过，次及于其《充足理由之原则论》、《自然中之意志论》及其文集等，尤以其《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汗德哲学之批评》一篇，为通汗德哲学关键。至二十九岁，更返而读汗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王国维这段文字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