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归晋与“文章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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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国归晋与“文章中兴”【内容提要】三国归晋后，政局趋于清平，思想趋向儒教，激发了文人的政治热情和创作欲望，西晋文坛出现了被文学史家叹为“文章中兴”的太康文学。由于魏晋是承平受命型的改朝换代，太康文学从而呈现出清英绮靡品性，流露出进取与浮躁之气，同时，它在诗赋体格的继承与革新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它逆承正始而弃其玄默，远祧建安又蜕其梗概，宋齐梁陈文学皆是对太康之清英绮靡的继承与发展。钟嵘的“文章中兴”说，成于对汉后600年来以五言诗为主的诗赋创作的宏观考索，是文学史家与批评家富于理性的卓识与创见。经过汉末数十年的大动乱和鼎立三国的大争斗，西晋太康元年(280)，晋武帝灭吴。三国归

2、晋，历史再次走向统一。西晋立国，虽然只有半个世纪，但是就在这短短的50年，整个文坛却呈现出了异彩纷呈而且影响深远的崭新气象，这就是文学史家叹为“文章中兴”的太康文学。三国归晋的政治意义自从汉末播迁，政局动荡，迄于三国鼎立，国家分裂，往日大汉帝国政治统一、思想统一的一元化格局早已荡然无存。士人们生活在这样的乱世里，其思想信仰、政治志向与前途命运，大多陷入了空前的迷乱和危机。王粲避乱飘泊，流离荆州，长达15年，其《登楼赋》低回俯仰，哀感动人。阮籍依违于曹魏、司马政治派别之间，因此有《咏怀》82篇，虽然意在讥刺，而又多有隐晦，因此百代之下，难以测其幽深。由此可见，风衰俗怨，故有建安

3、慷慨之气；厥旨渊放，爰生正始诡隐之风。但是，一旦司马氏篡魏，政局立刻明朗化，拥戴新主，归附新朝，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文人们又一次开始梦想以文学博取功名，当然不会再像王粲那样登楼徙倚，忉怛ｃǎｎ＠①恻，也当然不会再像阮籍那样恸哭歧路，玄默自晦。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嵇绍应晋武帝司马炎之诏而出任秘书丞。《世说新语·政事》记载：“嵇康被诛后，山公举康子绍为秘书丞。绍咨公出处，公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嵇康为司马炎为之父司马昭所杀，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但在这里，一边是作为人君敢于特诏起用，并且破格任命，一边是身为人子能够捐弃前嫌，而且闻命出山，此时距嵇

4、康被害还不到20年。又过了20余年，正是这位嵇绍，在武帝之子惠帝遭遇叛军袭击时，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挡利箭。对此，有些人颇不以为然，郭象还作文非之，谓“嵇绍父死在非罪，曾无耿介，贪位，死aｎ＠②主，义不足多”。（见汤球辑王隐《晋书》卷七《嵇绍传》）其实，这都是皮相之谈。嵇绍并非趣进之徒，当贾谧以外戚之势炙手可热时，潘岳、陆机等人争相附托，但史载“谧求交于绍，绍距而不答”（《晋书·忠义传》）。很显然，嵇绍忠于的是国君，更是朝廷和国家。国家统一了，政局统一了，士人们没有了正始名士的玄默之色、ｘiｎｇ＠③直之气，找到了建安志士的功业心与使命感。此外，他们还多了几分机遇，几分

5、希冀，几分自信，因为国家毕竟是在走向统一。政权的统一必然要求思想的统一。司马懿、司马昭父子翦除政治异己何晏、嵇康的同时，被视为思想异端的玄学思潮也随之陷入低谷，在汉代就已被确立为官方正统的儒家思想立即在西晋得到重视和扶持。相对于清静无为的玄学而言，儒学的积极进取、戮力王室的价值取向，无疑更符合新生政权的政治需要。晋武帝即位之初，诏求直言，傅玄便上疏曰：“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今陛下……未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以惩不恪，臣是以犹敢有言。”批判胜朝，历来为胜利者所乐

6、道优为。果然，傅玄此举得到了晋武帝的大力支持，他立即宣称：“举清远有礼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并且命令傅玄着手草诏。傅玄受此鼓舞，便正式提出了“贵儒兴学”的主张，称“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当务之急便应“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晋书》本传）。稍后，傅玄便高升侍中。西晋开国，像傅玄、张华诸人以儒者气象正色立朝，官位显赫，就是思想趋于一致的表现。三国归晋的文学影响三国归晋，政局趋于清平，思想基本统一，这些都空前地激发了文人们的创作热情。泰始四年(268)，晋武帝率后妃百官躬亲藉田。初次出仕的潘岳，亲历这一新朝盛典，满怀激情，挥毫写下了崭露头角且高步一时的《藉田赋》：“于斯时也

7、，居靡都鄙，民无华裔，长幼杂ｔa＠④以交集，士女颁斌而咸戾。被褐振裾，垂髫总发，蹑踵侧肩，掎裳连＠⑤。黄尘为之四合兮，阳光为之潜翳。动容发音而观者，莫不ｂｉaｎ＠⑥舞乎康衢，讴吟乎圣世。”通篇歌功颂德，感激涕零，这应该是一个青年诗人发自内心的感动，至少也是表达了“兆民赖之”的一种信赖与期盼。太康元年(280)，平吴之役大功告成，5年前以一篇文采斐然的《ｍeｎｇ＠⑦汜赋》一举成名而起家为著作佐郎的张载，又挥笔写下了豪情激越的《平吴颂》：“正九伐之明典，申号令于旧章。布亘地之长罗，振天网之修纲。制征期于一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