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视角下的农民人情消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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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性视角下的农民人情消费研究摘要：人情消费已经成为农民的一项沉重负担，但人情消费却仍然能够得以存在并持续增长。文章基于对当前农民人情消费的现状分析，透视人情消费持续增长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探讨农民的人情消费行为是否是一种理性选择。研究发现，当前农民的人情消费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实际上是农民在既定条件约束下为了博取利益最大化所做出的理性选择。关键词:理性;人情;人情消费一、农民行为“非理性”研究的简要追溯马克斯•韦伯认为农民具有一种“传统主义”的心态，其特点是：并不追求得到的最多，只追求为满足生存而付出的最少，用经济学的话说，就是不追求利益最大化，只追

2、求代价最小化。他发现农忙时农场主为加快收获速度而提高计件工资以刺激农民工，其结果是这些农民不但没有提高收获速度以获取更多利润，反而减小了速度，似乎对更多的盈利没有兴趣。韦伯认为这是“前资本主义劳动”的主要特征，并指出这是阻碍产生资本主义的最大心理障碍。波耶克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他把当时的爪哇看成殖民城市中西方式的市民社会与乡村中村社农民的传统社会构成的“二元社会”。他认为在爪哇的市民社会中存在着“正常的”供应曲线：价格刺激生产增长，工资刺激劳动供给，而“农民社会”则相反，农民缺乏盈利欲望，只以“够用”为满足，因而在农民生活达到某一水

3、平后，就会出现反常的供应曲线，即农产品价格上涨反而导致生产萎缩。类似的观点在农民研究中一度十分盛行，农民被看成“由宁愿贫困的人组成的亚文化群”，因此就有了农民行为“非理性”的学说。在中国，理论界最早研究的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民，而且一般是从文化和政治的角度分析和认识农民，这些研究认为农民是缺乏经济理性的，反对用理性行为假设来分析农民行为的主要理由有：农民所从事的农业生产周期长，生产的中间环节和最终产量之间的联系受气候、土壤、温度等复杂的自然因素影响较大，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人类在农业中统治自然的程度低；农业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土地具有静止性，决定

4、了农村社区的非流动性，其成员世代相袭，相互熟知，一般处在具有封闭性和自律性文化社会统合单位，他们的行为受制度和文化的制约更多，当地的习俗影响经济活动更多更重，不可能所有经济行为都去斤斤计较，唯利是;由于贫穷，农民承受风险的能力较弱，因而他们都倾向于规避风险，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重大短期损失而愿意牺牲某些长期利润。经过长期的观察和研究，学者们认为农民愚昧落后，经济行为缺乏理性。从上面的简要追溯可以看出，在大量的文献研究中，认为农民不符合“标准”的行为的原因被归结为农民的“小农意识”、“素质低”、“观念落后”，众多学者在对农民行为的研究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5、均是农民行为不具有理性。二、当前农民人情消费的现状农民的人情消费可以分为仪式性人情消费和非仪式性人情消费。前者以主人设宴，对客人的正式邀请为特征，后者并不涉及任何正式的典礼但已成为日常生活常规的人情交换活动。当前农民的人情消费负担日显沉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人情消费的名目越来越多。20世纪90年代以前，人情都是亲情礼、友情礼，送人情多是逢年过节、红白喜事，例如婚礼、生育等，名目比较传统单一。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农民的人情消费名目逐年增多，可谓五花八门。时下，除传统的满月礼、周岁礼、十岁礼、老年人的寿礼，一些人20岁、30岁、3

6、6岁、49岁都要大摆宴席，广收礼金。此外，子女升学、入伍、盖房、开业、迁居等都涉及仪式性人情消费。在非仪式性情景下，求人办事、上学升迁、亲戚互访，都要送礼。其次，人情消费数额越来越大，占农民收入比重越来越高。20世纪80年代，亲戚朋友婚嫁之喜，送上5-10元钱，或是一些鸡、蛋之类的农产品，聊表心意。到了90年代后，不说婚嫁之喜，就连做生祝寿、乔迁新居，都会送50-100元。今天，无论大小喜事，100元不算少，500元不算多。同时，人情消费的多少也成为衡量感情厚薄、关系深浅的硅码。尤其是用于“慰问”和“求情”的人情，更是越来越高。再次，人情消费的周

7、期缩短，频率加快。一方面是因为农村的人情消费名目多了，另一方面在于农民的人情圈子逐渐扩大。十几年前，只有亲近的宗亲、姻亲和乡亲之间才互通人情。目前农民的人情圈逐渐扩大到朋友、同事、一般亲属和更大范围的乡亲，特别是那些从事非农产业成员的农户往往要与许多同事、朋友互通人情。另外，由于许多农民与本村之外临近地区的农民一同外出打工，他们在他乡互相扶助，结下了良好的友谊，回到家乡之后他们之间仍然互通人情，这也扩大了许多农民的人情圈。三、农民人情消费的原因马赛尔■莫斯在其名著《论馈赠》中指出，赠礼习俗不仅有回礼的义务，还假定有另外两项义务：送的义务和收的义务

8、，核心问题是：“什么样的原则迫使人们一定要回礼？”莫斯认为是“礼物之灵”，一种存在于森林或一个人送与另一人物品中的神秘力量迫使受礼者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