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元明之际戴良诗歌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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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论元明之际戴良诗歌之美：元明之际的世事变迁，深深影响了戴良的诗歌创作，并使之呈现出独特的美学形态。其基本可概括为三种：清丽之美、沉郁之美与悲壮之美。它们既作为中国诗歌美的一部分而存在，同时又将其丰富并使之趋向多元化。　　关键词：元末世变；戴良；诗歌；美学形态　　：1207.22　：A　：1009-5837(2011)02-0053-04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文心雕龙·时序》)。刘勰一语揭出文学与时代之间的关系。诚然，时代变迁会对文学产生一种整体的、结构性的影响。在这种规律前提下，本文将对元明之际世变影响下戴

2、良诗歌的美学形态展开讨论。　　戴良(1317-1383)，字叔能，号九灵山人，隐居时曾化名方云林，浙江浦江(今属金华市)人。师从元代大儒柳贯、黄溍、吴莱，问诗于余阙，与宋濂同学，又与陈基、丁鹤年、杨维桢、王逢、高启、杨基等友善，乃元明之际金华学派的重要代表。其死不仕明，气节甚高，历来被视为元遗民之典型。擅诗文，著述颇多，今存《九灵山房集》三十卷。较之其他浙东文人代表如宋濂(1310-1381)、刘基(1311-1375)、王祎(1321-1372)、胡翰(1307-1381)等，戴良生于元之盛世，长于元末动荡中，虽为元遗民却于明初生活时间最长，见证了战火

3、中朱明政权的统一和巩固。他的一生几乎就是漂泊和避难的一生。元明之际的世事变迁，深深影响了戴良的诗歌创作，并使之呈现出独特的美学形态。　　后人对戴良诗歌多有评论。王神称：“九灵之诗，质而敷，简而密，优游而不迫，冲澹而不携，庶几上追汉魏之遗音，其复自成一家者欤”。揭泫序则日：“其诗则词深兴远，而有锵然之音，悠然之趣。清逸则类灵运、明远；沉蔚则类嗣宗、太冲”。四库馆臣评：“良诗风骨高秀，迥出一时。睠怀宗国，慷慨激烈，发为吟咏，多磊落抑塞之音”。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论说：“其诗依防晋宋，颇得其明丽”。而包根弟称：“在元末诗坛，除杨维桢之奇崛，倪瓒之淡雅外，戴良又

4、以慷慨激烈之音，别树一帜。”至于其和陶诗等则表现为“冲淡有致”。这些评论堪为中肯，但是就某一家而言，并没有道出戴良全部诗歌的美学形态。戴良诗歌创作是可以以朱明建立为界线而两分的，其前后两期审美追求不尽相同，但又保持了相对的一贯性。现以戴良所有诗作为观照对象，综合诸家之评，概括出在元明之际世变影响下，戴诗呈现出的三大美学形态：清丽之美、沉郁之美与悲壮之美。　　　　二　　　　清丽之美首先与审美主体的内在心态有关系。当审美主体以隐逸之士的清高情怀和清逸、清静的清明心境去观照世间万物时，其观照的结果——诗歌，也多会呈现出清丽之美。　　戴良本性清净。宋濂称“其神之

5、清，秋高露寒而青田鹤鸣也”。郑涛也曾以秋水拟之，认为戴良“志虑高洁，秋水寒潭”，而周伯琦则比之明月，称其“出处翛然，风月同清”。此外，戴良大半生基本处于隐居状态。造成他这种人生经历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因元代科举时行时止，戴良同多数汉族士人一样，藉由科举而晋升仕途的机会非常渺茫，于是停习了“举子业”，从而拜师访友，一心探讨性理。据赵友同《故九灵先生戴公墓志铭》载，戴良当时“家居远城邑，朋游讲习颇艰。即买地县西，结屋数十楹，日与同辈讨论濂洛性理之微言。家事有无，悉置不问。亲党或劝以营产业为子孙计，先生谢日：‘子孙贫富非吾可知，且家世业儒，诗书之外，亦不能有

6、他图也’”。二是朱明政权建立时，戴良选择了与同门宋濂、王祎、胡翰等不同的道路——拒不出仕，甘为元遗民。其心怀黍离、麦秀之悲，隐居于四明地区，与丁鹤年等耆儒故老，远迹自藏，时常诗酒歌哭。所以，戴良气节纯洁高尚，不肯同流合污而选择隐居山林，归老田园。这形成了他独特的隐士型的人生范式：看破尘世，独守恬静心境，无忧无虑；乐处清静之境，不受外界打扰，在清寂中超尘脱俗；怀清真之心，与世无争，但求安享清闲适意的生活。　　故作为心境清高之隐士，入戴良青眼之自然万物莫不具有清美，如月光为清辉，或清光：“愿以薄暮景，承君清夜晖”(《和沈休文双溪八咏》其一，后所引诗句均出自《

7、戴良集》，不再一一标明页码。)、“浮云一与期，清光无定所”(《杨本初见访别后却寄》)；天空为清穹，或太清：“授服当素节，登台瞰清穹”(《九日宴迎华观》)、“不死复不老，翩：元明之际的世事变迁，深深影响了戴良的诗歌创作，并使之呈现出独特的美学形态。其基本可概括为三种：清丽之美、沉郁之美与悲壮之美。它们既作为中国诗歌美的一部分而存在，同时又将其丰富并使之趋向多元化。　　关键词：元末世变；戴良；诗歌；美学形态　　：1207.22　：A　：1009-5837(2011)02-0053-04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文心雕

8、龙·时序》)。刘勰一语揭出文学与时代之间的关系。诚然，时代变迁会对文学产生一种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