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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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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权力论:黄宗羲对儒家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复归与突破:黄宗羲在明末清初的历史转型期,以三代之治为参照,提出了自己的权力论。创造性地重构了儒家政治合法性理论,强调政治权力必须具备公共性、有限性、流动性、分散性、自治性、自足性等特征,完成了对儒家政治合法性理论体系的复归与突破。 关键词:权力论;黄宗羲;儒家;政治合法性理论 简介:黄勇军,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问学者(湖南长沙410081) 明末清初,中国政治史与思想史的演进具备了现代学者所谓“典范性”与“坐标性”的价值与意义,生存于这一转型期社
2、会之中的黄宗羲,一方面从理论上积极探索明代政治的得失成败,另一方面投身现实的政治抗争之中。在此过程中,他对政治权力与政治合法性的认识,逐渐体现出与传统儒家并不一致的发展趋向,提出了自己的权力论,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黄宗羲首先以复归三代之治为参照对象与政治目标,对后代政治体制与政治运行中所出现的种种背离了三代传统的状况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与否定;其次就是从人性好利的假设出发,强调法与制度的重要性;再次,他还从政治权力的制约视角,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与设想。黄宗羲创造性地重构了儒家政治合法性理论,强调政治权力必须具备公共
3、性、有限性、流动性、分散性、自治性、自足性等特征,完成了对儒家政治合法性理论体系的复归与突破。 一、权力的公共性 儒家政治合法性理论之中,关于政治权力的、使用与目的等问题有着持久的关注与思索,黄宗羲在强调复归三代传统的同时,也提出了诸多新的观点与思路。在《明夷待访录·原君》的开篇之处,他从人性好利的角度,对上古时期政治权力的、使用与目标等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阐述:“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
4、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换言之,在黄宗羲这里,提出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儒家的属于人类“原初状态”范畴的概念,在这一原初状态中,那些能够最终掌握最高政治权力的三代之“君”(“圣人”),是一个在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私自利的世界中,因为能够兴公利、除公害而被公推出来的极辛苦的人。这就为最高政治权力的、使用与目标进行了全新的界定与限定:政治权力是由那些自私自利的人最终赋予给那个能够兴公利、除公害的人的。换言之,权力的所有者是好利的普通百姓,他们将自己所拥有的权力让渡给了那些能够给自己带来好处的君主与圣人。 黄宗羲关于权力所有者与权力持
5、有者之间所存在的上述权力让渡关系的论述,无疑强化了政治权力的公共性特征。具体而言,黄宗羲认为在上古与三代时期,政治权力分别从如下两个方面表现出公共性特征: 一方面,圣人之所以能够掌握权力,是因为他能够“使天下受其利”而“释其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只有真正地为了大众的利益而奔波,方能获得公众的认可,并最终登上权力的高位。这种强调辛苦自我,服务大众的观点并不仅仅是黄宗羲一人之观念,在同时代的顾炎武那里也得到了回应:“享天下之大福者,必先天下之大劳;宅天下之至贵者,必执天下之至贱……舜之圣也,而饭
6、糗茹草,禹之圣也,而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此其所以道济天下,而为万世帝王之祖也。”可见,在黄、顾等儒者的观念中,掌握权力的人是为了公共利益服务的人,同时也是最辛苦的人。权力于百姓,使用权力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天下百姓的共同利益。 另一方面,政治共同体并不是某个人或是某些人的私产,而是所有人的公产。因而,圣人们治理国家的最高原则是“藏天下于天下”。也就是王夫之所说的:“天子以天下为藏也。”换言之,天下不是天子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天子手中的权力也同样是天下人的权力。在这种公天下的政治与权力体系下,无疑可以出现黄宗羲所谓“山泽
7、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的“大同之世”。如果我们将黄宗羲等人的话转换成现代语言,完全可以如此表述:利为民所共、权为民所有、职为民所设。这种政治共同体的存在目标与运行方式不同于以往儒者的积极预设,极为明确地突显出了黄宗羲对于权力公共性的重视与推崇。 正是基于:黄宗羲在明末清初的历史转型期,以三代之治为参照,提出了自己的权力论。创造性地重构了儒家政治合法性理论,强调政治权力必须具备公共性、有限性、流动性、分散性、自治性、自足性等特征,完成了对儒家政治合法性理论体系的复归与突破。 关键词:
8、权力论;黄宗羲;儒家;政治合法性理论 简介:黄勇军,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问学者(湖南长沙410081) 明末清初,中国政治史与思想史的演进具备了现代学者所谓“典范性”与“坐标性”的价值与意义,生存于这一转型期社会之中的黄宗羲,一方面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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