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西爱情诗意象之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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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论中西爱情诗意象之差异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ZYGX2009J130　　摘要：意象作为诗歌语言艺术的核心，是诗歌最基本的审美成分。纵观中国古典诗歌和英美诗歌，意象的营造始终是诗人呕心沥血创作诗歌的焦点。因此，作为诗歌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意象对诗歌创作时代的文化起着窗户透视作用。本文试图通过中外爱情诗歌意象进行实际的统计分析与比较，探讨中西文化的差异。　　关键词：爱情诗意象中西比较　　　　在中西诗歌史上，情诗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以瑰丽多姿的创作风貌和经久不衰的审美价值吸引了历代的读者。古今中外的诗人们无一例外地都表达了他们对爱情的追求、渴望，以及坠入爱河中

2、男女的甜蜜、幸福，得不到爱情的痛苦、绝望。在表达这样的情感时，中外诗人都强调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在表达的方式上可以说是如出一辙的。然而正如吴晓在《意象符号与情感空间——诗学新解》一书中谈道“由于诗人的经历、爱好、气质、趣味等的不同，在意象的采集上就会有不同的选择，同理，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都或多或少折射到意象层面上”，中西诗人虽然在情诗的创作中表现出许多共同的特征，但是在意象的选择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一、含蓄与奔放　　中国爱情诗歌表现得含蓄婉转，欲语还休，委婉含蓄，蕴藉感人，情感深藏于字里行间，意象选择也更加迂回曲折，让人难以揣摸，需要用心去细细品味才能体验

3、。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就是这种含蓄美的最好注脚，也是中国诗人们竭力追求的一种艺术境界。以李昌绪的《春怨》为例:“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这首诗反映了妻子怀念远征的丈夫，但诗人并未一语道破，而是通过描写黄莺来寄托内情，婉约曲折，对彼此的爱情不著一字，但思念之意尽在其中。与此相反，西方诗大都是表现得坦率、透明，有时甚至直言不讳。西方诗人常用炽热的火焰、澎湃的大海和鲜艳的玫瑰等来表达爱情，因此爱情的悲喜在他们的笔下是如此的真实鲜明，震撼人心。西方诗人萨福呼喊“噬人的热情像火焰一样烧遍了我的全身”(《给所爱》);莎士比亚吟唱“爱烧热泉水，泉水冷不了爱情”(诗

4、题同);拜伦叹息“再一番挣扎，我就可以把撕裂心胸的剧痛挣脱”(《再一番挣扎》);叶赛宁则吟诵“来，吻我吧，吻吧，吻得疼痛，吻得嘴唇出血，心的泉流是滚开的水，它不需要冷静和理智”(《来，吻我吧，吻吧》)。　　中西言情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原因自然十分复杂，但主要还是中西社会价值观伦理观的差异造成的，也源于中西方民族性格的不同。具体来说，有以下两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西方社会以个人主义为其人生哲学的最基本特点，张扬人的个性，鼓励个人奋斗。这种社会特点的形成，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渊源的。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西方哲学就形成了他们的空间为主导的宇宙观，认为空间存在的一切人或物都

5、是个体的、孤立的、平等的。这是西方社会个人主义得以确立的基点。发展到近代，文艺复兴以后，个性解放的浪潮冲决了神学的堤坝，人的力量、智慧和作用被重新发现。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使“天赋人权”学说成为个人主义的理论基石，自由、平等、博爱思想更是深入人心。西方人生哲学就在个人主义的旗帜下，以自我为核心，张扬人的个性，主张人要按自己的本性生活，情欲是人的本能，是生命的原动力。因此，在西方诗人的笔下，歌唱爱情，追求自由幸福就成了永久不衰的主题。而中国社会表面虽以家庭为基础，儒家学说也提倡人本主义，但它是从社会角度肯定人的存在价值，否定个体意义上的人性。孔子是用“仁”来界定人的，主张从仁爱出发，推

6、己及人，推己及物。把人的价值与人性、民本联系在一块，这当然很好，但在分离人与神，人与物并提升人的尊严的过程中，古人又逐步偏离了人本轨道，过多否定了人的本能，把人的欲望看成是邪恶的，把灵与肉、精神与物质、节操与生命、义与利、社会与个人都对立起来，大力宣传为了前者可以并且应该舍弃后者。这种二元对立的后果，就使人们在人生价值的判断上，用社会价值代替了个人价值，用道德尺度来衡量人性，强调人对社会的责任、义务、服从和贡献。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里，“修身齐家”、“独善其身”只是无可奈何中的下策，“治国平天下”、“兼济天下”，光宗耀祖，名垂青史，才是中国

7、士人最高人生理想，他们的大半生光阴也都奔波于仕宦羁旅。因为侧重功名事业，爱情便不会被放在人生的首位，而只是装点人生的一道风景，所以中国的言情诗不以爱情为中心也属自然。　　第二，从美学思想的比较上来讲，西方美学历来强调在审美或进行艺术创造时要遵循“生气灌注原则”，即审美主体要主动地将“生气”“灌注”给客体审美对象。受此影响，德国美学家费舍尔等人提出了“移情说”，强调情感的主动外射，正如立普斯所说，审美移情是“主体向周围的现实灌注生命的活动。”而克罗齐认为“主体与对象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