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解放与法治的实现

《人的解放与法治的实现 》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1、人的解放与法治的实现[摘要]人的解放是法治具有终极意义的价值目标，两者乃是一种互动关系。本文通过中西历史的比较，提出人的解放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并揭示了思想启蒙于法治的巨大促进作用。进而认为，中国推行法治应以权利本位观为指导，注重对个体权利的保护，以破除依附性，促进和实现人的解放；另一方面，法治的实现有赖于主体人的解放，因此应重视人们法律观念的现代化和主体的觉醒。　　[关键词]法治人的解放互动启蒙　　中国社会有着漫长的封建历史，这样的历史传统在中国人的心理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形成一种普遍性人格，这种人格最大的特点就是人的依附性太强，缺乏个性

2、的张扬和思想的解放。这种民族心理特征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本文的旨意在于探讨人的解放与法治实现的关系，解析依附性人格对中国推进法治的影响，阐述法治在破除依附性、促进人的解放以及人的解放对法治实现的积极作用。所谓依附性人格，简言之，就是指缺乏独立的主体性人格，缺乏独立自主的精神，习惯于依赖他人（如权威）、他物，而不靠自己独立的思维和行动。中国传统社会中，国民之所以依附性太强，其根源是，首先，从封建社会的社会组织形式来看，在国家、宗族、家庭、个人四个层次中，由于宗法伦理的深刻影响，个人没有独立的意义，个人不具备独立的主体资格。从

3、经济关系看，封建土地地主私有制形成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由于缺乏商品经济中私利意识的催化，个人意识也相应的比较淡薄。最后，从思想文化上看，儒家思想自汉以后被统治者作为教化工具，用以建立和维持“父慈子孝、君礼臣忠、夫义妇听、兄友弟恭、长惠幼顺”[1]的宗法制社会组织秩序。总之，在传统社会中，个人缺乏独立的人格。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由于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影响，相当长时期内我们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民主、法治的启蒙、引导，所以旧的依附关系仍普遍存在，只不过以新的形式出现，比如身份关系由过

4、去主要限于家庭、宗族变为集体组织、单位而已，人们的身份和地位都不是独立的，而依赖于单位和组织。集体组织和单位对个人几乎事无巨细，一一包管。这种制度在让人们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性的同时，也使个人陷入了一种难以自拔的依附性境地。而且，“当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社会资源完全仰仗于单位这一唯一的提供者时，人们就不可能摆脱单位对自身的束缚，就难以拒绝单位代表国家对自己提出的任何要求”。[2]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一旦裁员，个人心理承受力那么脆弱，所以，从传统与现实来看，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摆脱人的依附性，还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公民

5、和市民社会。一、人的解放-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一）“三R现象”与启蒙运动有学者指出，欧洲大陆国家14-16世纪时出现了三R现象：一是文艺复兴（Renaissance）；一是宗教改革（ReligionReform）；一是罗马法复兴（RecoveryofRomanLaasJefferson）便深受启蒙思想家洛克的影响。他同洛克一样认为，一个民主政府必须尊重人民的思想言论自由，而不能禁锢和压制人们的思想。正是在他的强烈要求和各方努力下，美国国会不得不通过了1791年生效的保障人权的十条宪法修正案，即《人权法案》。此外，如荷兰的两位启蒙思想家-格老秀

6、斯和斯宾诺莎，不仅开始将法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也为启蒙运动后来在欧洲其他国家的蓬勃发展起到先导作用。法国的孟德斯鸠和卢梭，前者三权分立思想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治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后者对法国大革命影响重大。他们的思想至今仍有不灭的光辉。许多学者都持这样一种观点：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在于政治经济的变革。[20]虽然他们并不否认法律观念变革的重要作用，但我认为，法律观念的变革不仅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动力，而且，“由于观念是制度的灵魂，是法律制度得以产生和正常运转的指导思想和精神动力，所以法制观念的现代化就处于优先的地位。”[21]之所以这样

7、讲，首先是基于这样一个观点：西方法制进步始终有其思想支持，并且这种支持有着较为广泛的民众基础，而这正是我们实现法治所缺的。因此，我们必须重视通过思想启蒙促进法制观念的变革。（这也是我在前文不厌其烦的叙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罗马法复兴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原因）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5页）其次，从近现代中国历

8、次法制转型的历程来看，一些先驱者（如魏源、康有为、梁启超、沈家本、孙中山）法观念的更新固然推动了中国法制的进步，但由于缺乏深厚的民众基础，结果都不尽如人意，充满反复与曲折。再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