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汪曾祺童年经验对其文学语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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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析汪曾祺童年经验对其文学语言的影响：古语有云：“诗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1】可见，诗人的童真意趣，作家的孩童妙语都与他们的童年经验有关。文章从童年经验入手，分析其对作家文学创作的影响。论述童年经验对汪曾祺语言创作的巨大影响之外，还以散文语言和小说语言为例着重分析了具体的表现。　　关键词：童年经验；散文语言；小说语言；影响　　简介：杨徐嵘，男（1987-），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I206[]：A　　[]：1002-2139(2011)-19-0012-02　　顾城曾说过“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希望每一个时刻，都像彩色蜡笔那样美丽。” 诗人这般天马行空而又色彩斑斓的想象却是孩童眼中最真实的反映。孩提时代是每一位作家所必经的人生过程。对于大多数的作家来说，童年经验将会是文学创作中源源不断的艺术源泉。那些鲜活明丽的语言，那些无边无际的想象，都来自于作家这颗永恒不变的赤子之心。当代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年近六旬之际重登文坛依旧保持着这颗可贵的童心，在他笔下涌动的那些生命的欢歌都是于心灵的最原始的搏动。　　俗话说“三岁看到老”，每个人的童年经验在其成长过程中都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而对于作家来说，处于人生初期的这段宝贵的人生经验将会使其受用一生。在文艺心理学看来“童年经验是指一个人在童年（包括从幼年到少年）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的总和，包括童年时的各种感受、印象、记忆、情感、知识、意志等等。”【2】这种童年的经验不仅仅是指童年生活的简单记忆，“它还包括活动主体对自身童年生活经历的心理感受和印象，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可以这样说，童年经验基本上是一种心理效应，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环境的变化而流动着，改变着，一个人在青年还是老年回顾自己的童年经历，其感受和印象可以说是很不一样的，也就是说，童年经验作为一种体验更倾向于主观的心理变异。”【3】童年经验的这种特质对一个作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首先是作为一种记忆的机制储存在大脑之中，当某时某刻我们需要回忆它们的时候，就会转化为一种心理的体验。对于常人也许就只是还原曾经的体验，但之于作家就要求表达一种内心的感受。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以往的童年经验会逐渐被扭转和改变，所以“童年相对于成人而言，只是一个在语言上在场，而在现实中缺失的东西。”(德里达)【4】这就需要作家在写作过程中以语言的形式努力还原曾经的内心感受，并且童年的体验是一种相对于成人或是理性的变异，那么作家的文学语言将自然地呈现为一种变异的状态，一种童年经验重组后的再现与变形。 　　在自称或被称的文学群体、流派涌动更迭的八十年代，汪曾祺是为数不多的难以归类的作家之一。他那些自然恬淡的风俗人情小说成为了当代文学中独特的存在。无论是在小说文体还是在语言风格上，大多数的评论家都注意到了汪曾祺对京派文学常态写作的继承和古代汉语简洁凝练的回归。传统的观察视角使我们忽视了汪曾祺文学语言中的某些“变异”的因素，虽然它们是隐藏在作家简洁、质朴的文字之中，但却遮蔽不了它们本身绚烂的光芒。如前所述，这种“变异”的因素正是作家童年经验所影响的文学表达，正如诗人柯勒律治所说“把儿童时代的情感注入成年人的理性中去，用儿童新颖和惊奇的感受去鉴定我们几十年来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的日常事物表象。”【5】这就仿佛是借助儿童稚气的幻想来激发作家的创造性想象，帮助作家超越现实的一切束缚，飞腾到另一个完全是属于诗的想象的世界。　　汪曾祺出生于山明水秀、民风淳朴的江南小城——江苏高邮。祖父是清朝拔贡，他教少年的汪曾祺读古文、习书法，给他传统文化的濡染。父亲汪菊生性情随和、多才多艺、赏花弄草、情趣盎然。汪曾祺的性格、气质、修养以及情趣等都受到了他父亲的影响。然而，对汪曾祺文学创作影响最大，构成作家童年经验主体的还是高邮这片土地。汪曾祺曾在散文《我的家乡》中提到“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所以在他的小说中“即使没有写到水，也有水的感觉。”“水的感觉” 使他的小说具有了一种包容力，流淌过人生的春秋冬夏也容纳下世间的千奇百怪，仿佛就是一双儿童的眼睛始终在关注着自身好奇的世界。童年的汪曾祺就像一个乡下的孩子，遇见小狗逗一逗，碰上石子儿踢一脚，捡了一根草棍也会玩半天。在运河堤上玩耍的日子，看河里的渔舟，大淖上的烟岚；在乡间行走的时光，听戴车匠的车床，小锡匠的锤声。这些生动的童年记忆不仅深深地印刻在作家的心底还为他那色彩斑斓的文学语言增添了无穷的活力。　　由此看来，出生于山清水秀，书画世家的汪曾祺仿佛天生就是一位作家。放眼于青山绿水，满目苍翠，这带给了他丰富的色彩感；陶醉于诗词曲赋，琴棋书画，又赋予了他敏锐的艺术力。　　记得汪曾祺曾在散文《我的家乡》中曾这样描写高邮湖：　　湖通常是平静的，透明的。这一片大水，浩浩淼淼（湖上常常没有一艘船），让人觉得有些荒凉，有些寂寞，有些神秘。黄昏了，湖上的蓝天渐渐变成浅黄、桔黄，又渐渐变成紫色，很深很浓的紫色。这种紫色使人深深感动。我永远忘不了这样的紫色的长天。　　面对天空夕阳，孩子们总会有无拘无束的想象。那些成人可以明确区别的颜色，在他们的眼中却是变幻流转的色彩。由蓝色到浅黄，再从桔黄到深紫，色彩渐进得毫无逻辑却是生动活泼。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汪曾祺的童年经验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使得他在花甲之年依旧可以找寻到孩童般的感受，从而也使其语言文字也趋于一种儿童的表达，简单质朴却又丰富多彩，看似不符合成人世界的逻辑却自有一番孩童时代的诗意。　　汪曾祺又在散文《两栖杂述》中提到小时看父亲作画的情景： 　　我看他研了颜色，磨了墨，铺好了纸；看他抽着烟想了一会，对着雪白的宣纸看了半天，用指甲或笔杆的一头在纸上比划比划，划几个道道，定了一幅画的间架章法，然后画出几个“花头”（父亲是画写意花卉的），然后画枝干、布叶、勾筋、补石、点苔，最后再“收拾”一遍，题款，用印，用按钉钉在壁上，抽着烟对着它看半天。我很用心地看了全过程，每一步都看得很有兴趣。　　“每一步都看得很有兴趣”，每一步都印照在童年的心底。研墨、铺纸、画花头、画枝干、布叶、勾筋、补石、点苔，父亲作画时的运笔走势、铺排布局、弄彩遣墨的情形清晰地投射在作家童年的记忆。多年之后，当汪曾祺成为一位作家，懂得了“作文如作画”的真谛。回望童年，父亲挥毫泼墨的情境又再次浮凸起来：研、铺、画、布、勾、补、点，每一个动词不仅精准地再现了记忆中父亲作画时手腕的转动和五指的提顿，也组合出了美妙的汉语节奏。此时的童年经验成为他写作的依据，他“始终认为用笔、墨、颜色来抒写胸怀，更为直接，也更快乐。”【6】因而文学语言成为勾通画笔与文笔、画意与文意的桥梁。　　维根斯坦说过，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7】如果汪曾祺的散文语言是在建构一个自我的天地，那么他的小说语言就是在回忆一种生活状态。　　《黄油烙饼》是汪曾祺复出文坛之后的第一篇比较成功的短篇小说。小说叙事采用了第三人称的童年视角，小说语言也是贴着人物来写，完全是一种模仿孩童的口气：　　奶奶不怎么管他，奶奶有事。 　　奶奶吃得不香。她从食堂打饭回来，掰半块饼子，嚼半天，其余的，都归了萧胜。　　萧胜一生第一次经验什么是“死”。他知道“死”就是“没有”了。他没有奶奶了。　　他一边用线穿蘑菇，一边流出了眼泪。他想起奶奶，他要给奶奶送两串蘑菇去。他现在知道，奶奶是饿死的。人不是一下子饿死的，是慢慢饿死的。　　对于奶奶的艰辛与关爱甚至是对于奶奶的死亡，年幼无知的萧胜一直处于一种逐渐体悟的状态。童真简单的小说语言中有一种来自于孩子的淡漠与深情。　　在汪曾祺的小说作品中，有的是以成年以后的生活为依据。他在河北张家口的那段艰难的生活经历成为这篇小说最主要的叙事支撑，但是文本语言中那些童真却淡漠的话语却是来自于作家特殊的童年经验。　　汪曾祺三岁丧母，虽然继母待他如同己出，但情感上始终相隔一层。童年期间母爱的缺失使得他在成年之后的文学创作中产生一种补偿的心理动机。《黄油烙饼》中奶奶的形象就可以视为一种 “母亲意象”补偿。然而小说中奶奶在那个贫乏的年代给予萧胜的无私的母性的关爱却没有从简洁中性的语言中得到支持，由始至终的淡漠语气仿佛与小说内容所蕴藏的浓郁情感有些分离和错位。但笔者认为，作家这样的语言选择正是因为童年经验中母爱的缺失。儿童时期的汪曾祺并没有真正切身地体会到母亲的关爱，即使成年之后的补偿与慰藉也无法还原当时的内心感受，如果勉强为之就会流于模仿与虚构而失去语言的真实魅力，淡漠而略带隔膜感的语言才是作家在童年的真正体验，才能回归到自然本真的状态。　　“闲笔”现象是汪曾祺小说的最大特点，它不仅是指内容上的看似散淡而偏离主题，还是语言上的起止自在又随物赋形。曾名噪一时的小说《受戒》典型地体现了汪曾祺这种以闲笔写故事的叙述特点。就小说题目来看叙写的主题应该是“受戒”，然而作家却一再“偏离主题”去描写一些非核心的事件。文中着墨最多的庵赵庄就被认为是故乡高邮的再现与模仿，那些清新的山水画卷，那些淳朴的风俗民情就曾是汪曾祺年幼的记忆，正如他的恩师沈从文所说“我常常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8】，汪曾祺也一直活在高邮给他的童年记忆里。然而这一次回忆童年，我们发现他的文字更加简洁自然，他几乎是修剪掉了所有的语言修饰在一种平和流畅的叙述中打开记忆的阀门。　　简洁自然本就是汪曾祺的语言风格，在这篇以儿童为视角的小说中，借助小明子的眼光看到的就是一个本原的世界： 　　过了一个湖。好大一个湖！穿过一个县城。县城真热闹：官盐店，税务局，肉铺里挂着成爿的猪肉，一个驴子在磨芝麻，满街都是小磨香油的香味，布店，卖茉莉粉、梳头油的什么斋。卖绒花的，卖丝线的，打把式卖膏药的，吹糖人的，耍蛇的……他什么都想看看。舅舅一劲地推他：“快走！快走！”　　除了“大”和“热闹”，这段描写县城的文字中再也没有其他的形容词，取而代之的是一连串县城里的风物。一个小县城的原貌就这样被作家清晰地展现出来。面对未知世界的新奇是儿童特有的眼光，而在这一段热闹非凡的叙述中，却缺少了几分儿童新奇的眼光，大胆的想象，因为“官盐店”、“税务局”这样的专有名词绝非来自于儿童的第一反应。以往我们都认为小说中的海明和小英子是两个很小的孩子，然而小说已点明二人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他们已经脱离了所谓的童年时代，然而孩童的思维仍然影响着他们，使得他们的心境依旧童真自然。相信在汪曾祺的成长过程中同样存在着这样一段特殊的经历，一方面依恋着童年无拘无束的感觉，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进入客观理性的世界，因而才会出现既是童趣盎然又有理性认识的简洁自然的话语。　　苏联作家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