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后学工夫论的演变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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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阳明后学工夫论的演变与形态【内容提要】工夫论是中国哲学特有的话语形态，和持论者的修身实践相关。儒家的工夫论在中晚明阳明后学中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和朱子后学有所不同，阳明后学的工夫论既有沿着王阳明精神方向的进一步展开，也有不同于王阳明思想的其他形态。本文首先指出王阳明之后不同阳明后学在工夫问题上的一致追求，进而具体考察在此一致追求基础上不同工夫论形态的分化。依本文之见，在体用观上一元论与二元论的不同思维方式，是造成阳明后学产生分化的重要原因。二元论体用思维方式之下的工夫论，可以说是阳明学话语形式下的朱子学形态，其后果是逐渐从阳明学内部产生了脱离阳

2、明学传统的典范，尽管那种新典范并非简单地回归朱子学。【摘要题】宋明理学研究【关键词】阳明后学/工夫论/一元论与二元论的体用观--------------------------------------------------------------------------------一、引论作为宋明理学的两大基本系统之一，阳明学和朱子学二样，早已不再是一个专属中国本土的概念。除了对明代的思想和社会产生过直接重要的影响之外，对于整个东亚地区基本价值观的塑造，阳明学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迄今为止，日本从禅僧了庵桂悟(1425-1514)最初接触

3、到阳明学，经过中江藤树(1608-1648)的创立，三轮执斋(1669-1744)的中兴，一直到近代左藤一斋(1772-1859)、大盐中斋(1794-1837)所开辟的包括左久间象山(1811-1864)、吉田松阴(1830-1859)等人在内的近世阳明学，早已形成了日本特色的阳明学传统。韩国朝鲜时代的儒学虽始终以朱子学为正统，但从柳成龙(1542-1607)最早接触到王阳明的著作，经南彦经(1528-1574)、李瑶等人的推动，到崔鸣吉(1586-1647)尤其是郑齐斗(号霞谷，1649-1736)，阳明学也逐渐形成了以家学为形式的学派。

4、而无论日本还是韩国，阳明学都是其近代化过程中尤为重要的精神资源。阳明学在日本幕末时代所发挥的对于近代化的接引作用自不待言，即便在朱子学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的韩国，朝鲜时代后期作为近代化发端的“实学思想”与“西化派”的发展，也更多地是从阳明学中汲取了动力来源。另外，在中国本土，儒学虽经历了从清末经“五四”“打倒孔家店”到“文革”、“河殇”的全面解构，但其现代命运，却并未如当初列文森(Levenson)所预计的那样，仅获得了“博物馆化”的保存。（注：JosephP．Levenson，ConfucianChinaandItsModernFate：ATr

5、ilog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8．）反而从极端反儒学思潮得到普遍认可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便已经开启了现代新儒学发展的端绪。迄今为止，现代新儒学尽管主要还是以“学统”的方式开展，但在经历了生死存亡的历史浩劫之后能够生机不断、薪火相传，显然为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积蓄了力量。将现代新儒学视为宋明理学的回响，自然未免过于简单，但宋明理学的确是现代新儒家们在传统方面的主要精神资粮。并且，尽管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区分对于现代新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或许已并无太大的意义，但至少就发生学的角度而言，仍然是

6、阳明学而非朱子学，更多地构成了现代新儒家精神传统的主要凭籍。第三期儒学的开展如果不止具备时间推移的意义，而更多地意味着从东亚走向世界的空间性拓展的话，其原动力依然可以说来自于阳明学的传统。因此，深入发掘阳明学的多方面内涵，既是中国哲学、思想史研究领域本身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现代化研究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对于世界范围内多元价值的沟通发展，也无疑会有所贡献。既然阳明学早已在日本、韩国等地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传统，广义的阳明学，当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其他地区的阳明学传统。但中国明代由王阳明及其后学所形成的传统，无疑构成阳明学的主体。并

7、且，中晚明由阳明众多后学在阳明思想基础上对儒学各种观念、命题进一步讨论所形成的各种论说，在相当意义上使得阳明学的内容获得了极大的丰富和深化。因此，除了王阳明个人的思想之外，对于阳明后学的研究，是推进阳明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题中之义。在阳明学中，“良知”是本体，如何“致良知”是工夫。而无论是对于良知本体还是致良知工夫，阳明后学都有进一步的展开。阳明后学对于良知本体的不同理解，笔者已有分析。（注：参见彭国翔：《良知异见——中晚明良知观的分化与演变》，《哲学门》2001年第2期，第88-103页。）在此，笔者希望再对阳明后学在如何致良知这一工夫论问题上

8、的演变趋势和不同形态加以检讨。对中晚明不同阳明学者的工夫论，海内外学界已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首先要提到的是日本学者冈田武彦先生“王门三派”的说法。（注：荒木见悟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