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家苏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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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代文学家苏轼(1)宋代文学家苏轼(1)　　苏轼，宋代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人。出身于寒门地主家庭。幼年承受家教，深受其父苏洵的熏陶，母程氏也曾“亲授以书”。既长，“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　　嘉祐元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应举，次年与弟辙中同榜进士，深受主考欧阳修赏识。后因奔母丧回蜀，嘉祐四年始沿长江、经江陵再度赴京。嘉祐六年应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期间苏轼针对财乏、兵弱、官冗等政治弊端，写了大量策论，要求改革。　　苏轼凤翔任满，其父苏洵于汴京病故，他扶丧归里。熙宁二年初还朝任职。其时神宗用王安石

2、变法，苏轼的改革思想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如王安石主张“大明法度”，多方理财，并迅速向全国推行新法。苏轼则强调择吏任人，而反对“以立法更制为事”；主张“节用以廉取”，而不赞同“广求利之门”；他还提出“欲速则不达”，“轻发则多败”，在兴革步骤上力主稳健，因此，他连续上书反对变法。由于意见未被采纳，请求外调，自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他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在这期间，他曾经惩办悍吏，灭蝗救灾，抗洪保堤，对邑政进行了某些改革，收到了“因法便民”之效。　　苏轼不满意变法，尤其当看到新法推行中的流弊时，“不敢默视”，时时“缘诗人之义，托

3、事以讽”。王安石罢相后，何正臣、舒亶、李定等新进官僚却从苏轼诗文中深文周纳，罗织罪状，弹劾苏轼“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因于元丰二年把他从湖州逮捕，投入监狱，勘问他诽谤朝廷的罪行，酿成北宋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经过几个月的折磨，苏轼侥幸被释，谪贬黄州。在元丰时期的贬斥生活中，他虽被迫表示要闭门思过，但并未缄口搁笔，他仍然关心现实，同情人民，写了不少有价值的作品。元丰七年，苏轼改贬汝州，离黄州北上时，路经金陵，曾拜会退休宰相王安石。两人政治见解虽有分歧，但还保持了私交，共游蒋山，互相唱和。　　元丰八年神宗病死，哲宗年幼，高太后临朝，次年改元元祐，起用

4、旧党司马光执政，苏轼被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他不同意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在罢废免役法问题上与旧党发生分歧。苏轼认为差役免役“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这又引起了旧派疑忌，元祐四年，出知杭州。六年召回，贾易等人寻隙诬告，苏轼“七上封章乞除一郡”，先后被派知颍州、扬州、定州。苏轼在杭州，曾减赋赈荒，掘湖修堤；在定州，曾整饬军纪，加强边备。在元祐保守气氛充满朝廷的时代，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进行某些兴革。　　绍圣元年哲宗亲政，新党得势，贬斥元祐旧臣，苏轼又成为这些新贵打击的对象，被一贬

5、再贬，由英州、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尽管当时“饮食不具，药石无有”，条件极为艰苦，苏轼却能“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并对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流露了深厚的同情。直到元符三年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七月死于常州。　　苏轼在儒学体系的基础上濡染佛老，他把儒、佛、老三家哲学结合起来，各家思想对他几乎都有吸引力。他早年就“奋厉有当世志”，很向往“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的盛世，具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有志改革北宋的萎靡的积习，要求朝廷“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他主张“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济时治国，“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

6、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他对待人生又有超旷达观的襟怀，认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能够超然“游于物之外”，自可“无所往而不乐”。佛老思想一方面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另一方面，齐生死、等是非的虚无主义又有严重的逃避现实的消极作用。这种人生思想和生活态度，在他的创作中都有明显的反映。苏轼在政治道路上是坎坷的。由于他主张改革但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因而既与变法派发生矛盾，又同维持现状的保守派有所牴牾。再加上苏轼为人表里澄澈，讲究风节操守，不愿“视时上下，而变其学”，这就使他既不见容

7、于元丰，又不得志于元祐，更受摧折于绍圣，一生遭受很大的政治磨难，仕途曲折，历尽升沉。然而这正好有利于他加深阅历，扩大视野，使他在文学上获得很大的成功。　　苏轼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主张“务令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反对“贵华而贱实”，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以期“充满勃郁而现于外”。他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不能“屈折拳曲，以合规绳”，更不应“使人同己”。要敢于革新独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

8、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