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原因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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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原因和启示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原因和启示湖北/罗传绪　　为了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状况，在宋神宗的支持下，于熙宁年间，王安石倡导变法，革除积习，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但改革最终没能挽救封建社会的沉沦和北宋的颠覆，原因何在呢？　　王安石变法主要是应对危机的政治冲动，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对这次变法的经济内容，黄仁宇评论道：“在我们之前九百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时世界里其他地方提出。但现代金融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既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礼。”而宋朝的封

2、建政体是其面临的难以逾越的困境，结论不言而喻，变法的走样与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变法的真正兴奋点是富国，而不是富民。王安石的“理财”，实际上主要是在分配领域内损下益上，夺商人、地主、农民之利归国家财政，做到的不过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已。这使他几乎把整个社会作为“取财”的对象，因而在新法推行时，它损害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导致变法的社会基础丧失。变法中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发展生产，恰恰正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赋”的结果。　　王安石明知改革“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却在变法中操之过急。他只认定一个目标，却忽略了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必

3、然会连带产生一系列问题。在短短数年间将十几项改革全面铺开，恐怕当时的社会各阶级都不见得有这种精神和物质承受能力，于是变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则不达的困境。　　青苗法虽限制了大地主高利贷部分利益，缓解了贫农的燃眉之急，但在执行中地方官为完成和超额完成放贷取息的任务，实行硬性摊派。免役法由差役改为雇役，不失为历史的进步。但在执行中，免役法却规定乡村贫户从此必须缴纳原先所无的役钱，这是额外的负担。免役法执行的结果则是“纵富强应役之人，征贫弱不役之户，利于富不利于贫”，都完全违背了初衷。　　毛主席曾有一句名言：“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变法派中，除王安石个

4、人操守尚无非议，而他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个人品质多有问题，有的当时就被视为小人。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只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于是应该由行政技术层面解决的议题便转化为道德层面的问题。变法派在后一层面上与保守派相比，立即陷于劣势，变法的前景也就不言而喻了。　　首先是变法核心人物宋神宗和王安石不能协调一致。当王安石再次担任宰相后，宋神宗对他的态度已经有所变化，即所谓“意颇厌之，事多不从”。王安石看到变法停滞不前，被迫再次辞职。其次是变法派内部出现反对派。许多变法派只从自己利益考虑，而不以改革

5、大局为重，结果使参与变法的人员闹得四分五裂，这怎能对付强大保守势力的进攻呢？　　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之争本质上并不是权力之争，而是政策性的争议；并不是要不要改革的争论，而是怎样改革的争论。保守派人才济济，如司马光、韩维、文彦博、欧阳修、富弼、韩琦、范缜、苏轼等，各个都是重量级人物。　　有“拗相公”之称的王安石，性格偏执。偏执类型的人，一般都具有强烈的自尊心，并十分敏感，固执己见，自命不凡。此外，性格偏执的人，还十分缺乏同理心，不能站在他人角度考虑问题，易将错误推诿他人或种种客观原因。凡此种种，都会使当事人在待人处事中表现出种种的偏

6、向、偏见、偏信、偏好、偏激行为，并给其人际沟通及合作共事带来极大的阻碍。在变法过程中，王安石也是一贯我行我素，导致朝中大臣多与他决裂。这当中有人原来是他的靠山，如韩维等人；有人原来是他的荐主，如文彦博、欧阳修等人；有人原来是他的上司，如富弼、韩琦等人；也有人原来是他的朋友，如范缜、司马光等人。虽然他们都是一时俊杰，朝廷重臣，却因为不同意王安石的某些做法而被逐一赶出朝廷。特别是司马光，念在与王安石共事数年的交情上，曾三次写信给王安石，劝他调整自己的治国方略。可惜王安石就是执迷不悟，看一条驳一条，导致司马光最后与他分道扬镳，终身不再往来。　　总之，王安石变法的

7、失败是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其变法虽然失败了，但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第一，一场改革的成功必须顺应历史潮流。第二，改革要兼顾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必须争取广泛的社会基础。第三，改革要从实际出发，科学决策，循序渐进，避免急功近利和顾此失彼。第四，改革必须培养大批人才，造就一支良好的干部队伍，同时注意吏治的清廉和保持内部的团结。第五，改革者必须同保守势力作坚决斗争。第六，改革者应提高自身的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