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伟勋对当代新儒家的批判性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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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傅伟勋对当代新儒家的批判性超越景海峰摘要：在当代的著名学者中，傅伟勋是新儒家最为重要的批评者之一。他对当代新儒学所面临困境的一系列分析和论说，在学术界有相当大的影响。本文分析了傅伟勋与新儒家之间的关系，对他批评新儒家的主要观点作了梳理，从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提示了这些批判的独创性价值和超越性意义,从而使学界能在更深入的层面上来认识和理解这些争辩性问题的内涵。后牟(宗三)时代的新儒学面临着种种挑战。首先是来自新儒家内部的危机，随着牟宗三先生的过世，两代新儒家人物动心忍性、苦心操持的形而上哲学建构工作已和者寥寥、爝火渐熄，一种多元的现代主义的趋势正日益兴起，作为体系化的新儒学处在了裂散的边缘

2、。其次是儒学的当下境遇异常的复杂化，在经历了数十年之久的“打翻在地”之后，今天终于迎来了“一阳来复”的局面；可一时间泥沙俱下，儒学旗号满天飞，躁动中孕育着生机，夭折的危险也随之迫近了。杜维明所说的“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的问题重又浮现出来，这无疑加剧了新儒学发展路向之拣择的艰难性和前景的不确定因素。三是随着儒学地位的日渐显赫，批评的声音也在不断地加强。当然有些是老生常谈，早已耳熟能详，不难应对；但有些则极具挑战性，尖锐而深刻，必须要做出新的回答。在批评者当中，有些是完全站在儒学的对立面，对新儒家的致思取向和建构努力给予彻底的否定；有些是站在“同情地了解”的立场，尽量指出新儒家的缺失和不足；

3、也有些是以批评者的身份，抉隐发微，参与商量，从外缘的方式推动着新儒学的前行。傅伟勋（1933—1996）对当代中国文化走向的思考和对新儒家所作的纠弹就是极富有建设性的，他的批评性意见丰沛而中肯，多能切近要害，很值得关注新儒学之未来发展的人们的留意。一、与新儒家的关系傅伟勋虽说50年代曾就读于台湾大学哲学系（所），做过方东美的学生，与刘述先等人为同窗好友，但从师承关系上说，算不得（他自己也从未承认）是第二代新儒家的传业弟子。在随后的十几年间，傅往来于美国和台湾两地，专攻西方哲学，同中国儒家的学问也没有发生联系。他之钻研儒家思想、开始思考新儒家所提出的问题，是在70年代到天普大学（Templ

4、eUniversity）主持东方哲学与宗教方面的博士班之后。在主授佛教课程的同时，傅伟勋尝试用比较哲学的眼光和方法来处理他所面对的问题，致力于中西哲学的会通和儒释思想的现代诠解。也就是从那时起，他逐渐成为新儒家学术上非常重要的道友和一个独特的批评者。傅伟勋对牟宗三推崇备至，他在长篇学记《哲学探求的荆棘之路》（1983年）和学术自传《学问的生命与生命的学问》（1994年）一书中，反复强调牟氏对他的影响；而消化牟的著作，批判地超越牟的独创性理论，也就成为他哲学探求的重要目标。他说：“牟先生是王阳明以后继承熊十力理路而足以代表近代到现代的中国哲学真正水平的第一人。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课题也就关涉

5、到如何消化牟先生的论著，如何超越牟先生理路的艰巨任务。”［1］(P25-26)首先，牟是一位“哲学家型的哲学史家”，他的《现象与物自身》等书不但肯认了哲学史上的某些伟大传统，而且创造地发展了能够应对时代课题、适应时代需求的新理路和新方法，构成了一活的、流动的思想之溪。其次，牟对东方精神的观照进入到了所谓“深层结构”，“生命的学问”之揭橥，显现出中国哲学的独特本质，也将中西思想从根本处区别开来。他对中国哲学的诠解在深刻性上达到了现代学术空前的高度，是新时代哲学向前拓展和进行中西会通的必经之地。再次，牟一生的哲学创造工作关涉到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许多重大问题，如德智传统与知识论的独立，道德形而

6、上学与客观的实体，心性论的即存应对（一心开二门），道德理想主义伦理与实存境遇，生死智慧的转化等等。这些问题的探索和解答关乎中国哲学的未来出路，所以分外重要。正因为如此，傅伟勋将牟氏定位为思考的对象和超越的目标，他的许多问题讨论都是从牟宗三哲学中抽引出来的。傅伟勋与新儒家以问题结缘的方式在他的同辈当中显得比较独特。没有学术门派之拘和师徒情谊所限，可以无所顾忌地对新儒家展开批评，进行公开的对话和客观的透析，因而较具有批判精神和超克性。但傅的批评并不是站在局外，而是非常贴近于新儒学的内在理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和新儒家人物作着同步的思考和探索。因而他对新儒学理论的认知之深，又远非他人可比，批评也绝

7、不是隔靴搔痒式的。从表面上看，傅伟勋似乎是激烈否定当代新儒家的，他的某些批评，言词之峻激，问题之一针见血，批判之体无完肤，恐怕不在林毓生等人之下。但在深层，他实际上是急之所急、想之所想，接着牟宗三的问题在向前拓展，试图打开某些绾节，以使当代新儒学能够摆脱困境。所以他的批评明显是一种内在的反省，是超越式的，而不是否定性的。正因如此，傅伟勋对儒学资源的开发，对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乃至于对当代新儒学发展难题的化解，都下了不少的功夫，同样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