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德性与价值精神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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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陶渊明的德性与价值精神的重建：陶渊明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伟大和重要性不仅体现在诗歌创作上，其德性品格及对儒道的体认在士风卑下的魏晋，其时代意义尤为重大。他承继儒家的道统并真诚地在躬耕生活中实践，真正把儒家的道德内化为人心深处的自觉。他拒绝混迹于虚伪污浊的官场，对人充满深情并以此把现实人生和儒家大道联系起来。与先前普遍面临的精神困厄的士人相比，他开辟了新的精神安顿的方式，用一己之力重建士人的价值精神，因此他成为历代士人推崇的典范。　　关键词：陶渊明德性价值精神重建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伟大的诗人，陶渊明无疑是历来诗家尊崇的对象。徐复观先

2、生认为“伟大诗人的个性，用矛盾的词句说出来，是忘掉了自己的个性，所以伟大诗人的个性便是社会性”①。简而言之，诗歌作品除了熔炼了诗人的感发，也汇聚了诗人所撷取的人生和社会图景，更浸润了诗人的心灵和品格。陶渊明的伟大之处不仅在诗歌创作才华；在道德沦丧的时代，他自觉践行儒道，重建士人的价值精神，成为士人的典范。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点可能是他历代为人尊崇的真正原因。　　　　一、陶渊明的德性　　　　在陶渊明思想倾向的研究中，其思想是以儒家还是道家为主流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然而当时的儒道会通已成大势，大体而言陶渊明之“德性”多得自儒家传统的给养，

3、又融合了个人的生命体验和价值选择。在士人出处取舍的两难中开辟新的路径，他别开生面，另立一种人生境界。　　1.对“道高于势”的自觉体认　　儒家自孟子首倡士大夫的独立精神以来，士大夫作为群体的面目便日益鲜明起来。孟子以帝王师的身份尊王道，自觉和当时众多迎合君王私欲并以此封卿拜相的纵横之士保持距离，儒家的“道统”作为其树立的价值精神和思想传统成为历来士人所共有的原则和精神源泉，并以此精神传统超越严酷专制的政治现实，塑造士人的精神品格。自汉代以来，“道高于势”成为绵延数千年的共识。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虽然儒风不倡、伪诞横行，他的名字也没有出现在《

4、儒林传》中，可作为士人，他不乏耿介醇厚的一面。最早把他和儒家的道统和风教联系在一起的是昭明太子萧统，持陶渊明为儒家论者应以此为第一人。“含德之至，莫逾于道；亲己之切，无重于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见《陶渊明集序》）纵观陶渊明一生形迹和诗文，对“道统”的坚守贯穿始终。　　他早年熟读儒家经典，回忆述往多有提及。“少小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二十首》之十六），少时的他也曾“猛志逸四海”（《杂诗十二首》之五），有儒家积极用世的志向和抱负。虽然因为生活境况所逼而几经出仕和退隐的矛盾，可是他的精神和生命中始终都难以磨灭对儒家之“道”的追

5、慕和圣贤境界的向往，因此才会有“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的自况（《五柳先生传》）。　　由此，陶渊明的《时运》诗和儒家理想的高度契合也就不难理解了。《时运》写的是一次暮春之游，但诗中呈现的俨然是孔子、曾点的“浴沂之志”，如其在诗前小序所言的“欣慨交心”，渊明所“欣”者乃是眼前之景和心中之情能合二为一，自己在此时此刻领略到圣贤所歆慕的“浴沂风雩”的陶然自乐；渊明所“慨”者乃是昔日春风沂水的歌咏不可复闻，圣人渺然已逝，却在今世鲜有同道之人，因此才有“慨独在余”的喟叹。曾皙的理想本是在政治教化之外别立一种人生气象和精神寄

6、托，以此调和现实秩序，构成淳美和乐的大同世界，这也是儒家积极入世、安排现实世界的秩序的真正目标。因此孔子才会欣然赞赏“浴沂咏归”，而这无疑也成为儒家道统的一个精神源头。无论在《归去来兮辞》还是《桃花源记》等诸多诗文中，陶渊明对此种人生或理想世界都倾其所有的热情和想象，而他对“道高于势”的体认在出处的选择中有更清晰的展现。　　陶渊明的出仕做官乃是由于家境贫困，在《宋传》和他的诗文里都有交代，《归去来兮辞》序文中陈述的“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史，脱然有怀，求之靡途……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

7、”，应是当时真实情况的写照。然而他的理想抱负和精神气质和尔虞我诈的官场却龃龉不能相容，做官不久即生厌离之心。他的抱负没有机会施展，也难以从历史文献上肯定他的政治才能以证明“怀才不遇”，可是有一点是无需质疑的，即他从内心就排斥充满末世景象的官场政治，无论担任桓玄的幕僚还是刘裕的参军，他都无法真正认同他们。在做官的几年时间里，他从未有积极入仕的满足和成就感，相反，入仕愈久愈觉痛苦。其根本原因乃在于当时掌握政治权力的人物和官场本身缺乏道德的良善基础，无法获得正直士人的精神认同。在“道”、“势”对立，屈服于政治势力还是听从道德良知的召唤，这是当时

8、正直士人的两难问题，陶渊明无疑选择了后者，并且在《桃花源诗并记》勾画的理想世界中彻底否定了秦代树立的专制政权统治的正当性。　　对陶渊明归隐的选择，旅美学者田晓菲曾评论：“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就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