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名家琦辞辨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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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秦名家琦辞辨微摘要：被称作“名家者流”的惠施、公孙龙虽比起先秦其他诸家来更多地“以善辩为名”，但看似巧智的言辩毕竟淹贯了切实而确凿的价值取向。非价值中立的名辩态度使那些被讥为“琦辞”、“怪说”的论题未可以戏论漫评，然而，也正因为如此，聪慧的辩者终于未能把名言之辩引上形式化的向度以建构相应的语言或逻辑之学。名家是取论理之途作价值论证的，论理与价值的可能暌隔使他们无缘上达价值形而上学之境，也使他们的理致因着少了这一分形上眷注而显得内蕴不足。关键词：名家；同异之辩；名实之辩以“穷众口之辩”著称于世的先秦名家，虽不无“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公孙龙子·迹府》）的抱负

2、，却自始不曾被立以为教。历来学者对名家多有讥讽之词，尽管这被评骘的对象在被一再边缘化的同时也被作为先秦诸子中个性鲜明的一家而一再提起。荀子曾以儒者的口吻苛责名家的理辩谓：“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荀子·非十二子》）庄子则对执著于经世之念的名家衡之以虚灵的道家规尺：“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弱于德，强于物，其途隩矣。”（《庄子·天下》）史家对名家“正名实”的衷曲显然有着更多的同情理解，但“苛察缴绕”（司马谈）、钩釽析乱（刘歆）的评说所透出的亦是讥刺的锋芒。近世学人称论名家常以“诡辩”一言而蔽之，于此，侯外庐等以“相对主义

3、唯心思想”与“绝对主义唯心思想”分判惠施与公孙龙可谓最具代表性。相形之下，不为时潮所摇夺，对名家别具一格的“琦辞”切近原委抉发其理致的冯友兰、牟宗三则殊为难得。然而，无论是有着较深的新实在论印痕的冯友兰，还是对道德形而上学情有独钟的牟宗三，都未能更经心于名家“琦辞”、“怪说”中淹贯的价值取向——恰恰是这价值祈求贞定并限制了名辩运思的大致格局及其可能归宿。在既得学术背景下，本文希图一试的乃在于从价值进路上找到一种契机，就此探向名家措思的几微，也藉此对可能多少被前贤委屈了的某些具体论题的命意提供别一种阐释。一、“辩说”与名家《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援刘歆语谓“名家者流，盖

4、出于礼官”，并由此把名家之指归溯向孔子首唱之“正名”。但无论如何，孔子所谓“正名”乃一种“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伦理而政治的实践，并不看重诉诸言诠的辩说。“道”、“德”、“仁”，在孔子看来，决非巧言或雄辩可达知，其终须致道、修德、欲仁者以其真切的生命践履“默而识之”（《论语·述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名”既然终究脱不开“道”、“德”、“仁”的内涵，“正名”便只在于借重往圣前贤的行状作某种价值分际的开示，而非相强于立言设辞的繁冗分辩。受启于“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孔子有谓“予欲无言”（《论语·阳货》）。这“无言”诚然是有感于“阐道”而发，却

5、未尝不可以说它也正相应于“道之以德”的“正名”。与孔子论“道”主张“默而识之”约略相通，老子由“道隐无名”而诲人以“不言之教”。“默”与“不言”无由生“辩”，大异其趣的儒、道之学在其创辟者那里并未引发任何口舌或刀笔之争。孔老之后，墨子别立一教，为抗衡儒术以明兼爱、非乐之旨而首开辩难之端。其辩锋之雄，或可由所谓“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犹以卵投石也，尽天下之卵，其石犹是也”（《墨子·贵义》）略见一斑。因着一种必要的回应，儒家自孟子起“十字打开”而力辩诸子。但墨、孟皆非一味逞辩之人。墨子对“以文害用”有相当的警觉，孟子亦间或有“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之叹。

6、至战国中后叶，辩风大畅，“名实之辩”在一个特定的向度上把问题引向对言喻分际的措意，被后来史家称作“名家者流”的“辩士”或“辩者”遂应运而生。这“名家”中最富盛名者当推惠施与公孙龙。荀子虽鄙薄惠施、公孙龙之徒，却也如此论及“辨说”的缘起：“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与共故。故明君临之以势，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论，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辨势恶用矣哉!今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君子无势以临之，无刑以禁之，故辨说也。”（《荀子·正名》）此后，韩非再度论“辨”的发生说：“是以儒服带剑者众，而耕战之士寡，坚白无厚之词章（彰），而宪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则辩生焉。”（《韩非

7、子·问辩》）依荀子所见，“辨说”原出于“圣王没，天下乱”情势下的不得已，因此卷入“辨说”的战国诸子——当然包括名家在内——尚被称作“君子”；而韩非论辩，则重在谴责由于“上不明”而被放纵的“儒服带剑者”和“（持）坚白无厚之词（者）”，他径直称他们为徒害无益之“蠹”。但无论对于韩非还是对于荀子说来，“辨”或“辨说”的风行诚然总是时势的不幸，只是韩非非辩所循守的多是“言无二贵，法不两适”的法家绳墨，荀子则在倚重“临之以势”，“禁之以刑”的同时更祈向于“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的儒家宗趣。其实，惠施、公孙龙等“辨士”的出现，除开“天下乱”、“上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