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志史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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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志》的史学价值《通志》全书共200卷,其中本纪18卷,年谱4卷,略52卷,世家3卷,列传115卷,载记8卷。体例仿《史记》,但改表为谱,易志为略,成“纪”,“传”,“谱”,“略”,“载记”五体史书。记事上自三皇,下至隋,但二十略中典章制至唐，是宋代继《资治通鉴》后又一重要成果。这部书继承了司马迁所创的纪传体通史体例,编纂上起三皇,下迄隋唐,包容了天文地理,虫鱼草木,礼乐刑政,氏族都邑,文字音韵,金石图谱等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通志》成书后,虽得到皇家收藏,但由于大部分内容是以往史书的重述,被不少史家认为史料价值不大。随着时间推移和人们视野的开阔,《通志》的价值逐渐被人们所认识。清代学者

2、章学诚称郑樵是“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因而他给予《通志》高度评价:“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载,终为不朽之业矣!”《通志》的价值,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史学思想和编纂学特点。郑樵的史学思想从《通志》做书风格、内容剪裁以及序言说明中,可以看出他的治学精神和历史观点,这就是:主张实学。这与反对空言密切相关。当时的社会思潮,理学已达登峰造极,同时,空发议论,任情褒贬的风气也渐渐流行。不少思想家、史学家对此多有不满。郑樵的实学思想,大致包含以下内容:第一,反对

3、空言著述。郑樵研读各类书籍,认为《史记》会通古今,为人们提供了治国安邦的事实参考,是一部使“百代之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的重要著作;《论语》则是一部“空言著书”的著作,对后世学风产生了不良影响。因而,他非常重视史著,把历史记载看成是“国之大典”,强调治史必须重视典章制度,做到“详文该事”,而不可“相尚于言语”。因此他讥讽这种学风“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飱,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可以看出,他的实学主张首先是与空言义理相对立的。第二,反对任情褒贬。中唐以来,学界为“行教化”,“振民风”,“书圣人之法”的风气日盛,“凡秉史笔者,皆准《春秋》,事事褒贬”。如欧阳修认为,《春秋

4、》一书,意在“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修史当以此为法。南宋后,理学的影响,更使褒贬义利之风流行起来。对此,郑樵从根本上否定褒贬,认为这不是“《春秋》笔法”。”他认为,《春秋》和《史记》一样,作者都非寓意褒贬,《春秋》是记实事,“主在法制,而不在褒贬”。《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他认为“皆史之外事,不为褒贬也;间有褒贬者,诸先生之徒杂之耳”,褒贬之说全是后人加进去的。在《通志》纪传部分录用《史记》材料时,把“太史公曰”内容全部删去。在他看来,修史者各以自己的意见为准,用“忠”,“义”,“寇”,“憯”等词任意评判,标准不一,失去了史实的真实性,而加写“论”,“赞”,更没有必要

5、,“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肖,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由此可以看出,他平心直道,据实直录的实学思想。第三,反对灾祥占候。汉代史学,谶纬灾祥之说盛行一时,虽然隋唐以后渐趋衰落,但影响犹在。郑樵的批判言辞尤厉。他称之为“欺天之学”。同时,他还反对以星象卜事的占候说,指出:“星象本用于时节气候报告,却不幸而占候之说起,持吉凶以惑人,纷纷然务为妖妄”。为此,在《通志》中,他特列《灾祥略》削除五行相应说,专录事实;列《天文略》,记天文实况,并画图证明,以“杜绝其妖妄之源焉”。四,主张会通治史。郑樵所言实学,并非提倡对历史不加以分析,无所鉴辨,相反,他主张

6、的是把具体事件放到历史长河里去,以更高远的眼光看待事件,以更全面的内容综合反映历史的真实。这就是他的“会通”思想。他所说的“会”,是“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他所说的“通”,是“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通黄帝,尧舜,至秦汉之世”。由此可以看出,他确实强调一种归纳,综合的治史原则,强调以通史眼光看待史事,而不站在某一断代的角度认识历史规律;同时,“会通”之说,也反映了他的历史观,即用儒家正统思想将诗，书,礼,乐会于一手,将二帝三王通为一家。他曾明确谈到以理会通:“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矣哉!”他认为

7、孔子《春秋》和司马迁《史记》的主旨都是会通,从班固《汉书》起,会通之道被忘却了,学者尽以断代为史,以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历史失去了本来面目。所以,他做《通志》,纵贯古今,横包万象,汇集了当时学术领域绝大部分内容,又分别叙其源流演变,使整部《通志》,经纬清晰,庞而不杂,广而不乱,在扩大,充实史学范围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当然,郑樵并未完全达到他的理想,在史实剪裁方面,分门别类胜于融汇贯通,抄录前史多于独见别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