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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洋影戏的本土化改造[摘要]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符号的电影,进入中国后偏爱历史题材,客观上意味着民族历史业已打破了封闭的状态而对现代工业文明采取了一种开放的姿态,当这种历史题材电影被中国大众以一种娱乐的姿态来欣赏接受的时候,它至少说明了,现代的工业文明正在悄然改变了20世纪中国大众的生活面貌。西洋电影,在早期中国电影人的努力下终于实现了本土化。[关键词]西洋影戏本土化改造Abstract:Movie,asthesymbolofmodernindustrialculture,haspreferredhistorical
2、themeafterenteringchina.Objectively,itmeantthatnationalhistoryindustryhasbrokentheclosingstatusandadoptedanopeningattitudetomodernindustrialculture.emovieshasbeenacceptedandenjoyedbyChinesemass,itatleastshoodernindustrialculturehasgraduallychangedthelifestatu
3、sofChinesemassin20thcentury.ovieshavefinallyachievedlocalizationoviemakers.Keyocracy),让人联想到孟子的“民为贵”;“自由”(liberty),让人想起了庄子的“逍遥游”……在中西截然不同的两种文明相互碰撞的时候,面对来自西方世界新事物、新知识的冲击,人们总是习惯性地要反身于历史传统去寻找理解和解释的资源。因为“当自己的历史记忆发掘出了这些资源的时候,无论对不对得上榫,接不接得上头,那种新知带来得文化震撼就会被抚平。”[1]作为西
4、方现代工业文明符号和象征的电影艺术,就这样通过被命名为“西洋影戏”而进入到大众视野,成为当时人们的娱乐时尚。1897年9月5日,上海《游戏报》第74号曾刊登了中国第一篇影评——《观美国影戏记》,生动地记录了当时人们的观影感受:近有美国电光影戏,制同影灯而奇妙幻化皆出人意料之外者。昨夕雨后新凉,偕友人往奇园观焉。座客既集,停灯开演:旋见现一影,两西女作跳舞状,黄发蓬蓬,憨态可掬。又一影,两西人作角抵戏。又一影,为俄国两公主双双对舞,旁有一人奏乐应之……观毕,因叹曰:天地之间,千变万化,如蜃楼海市,与过影何以异?自电
5、法既创,开古今未有之奇,泄造物无穷之秘。如影戏者,数万里在咫尺,不必求索地之方,千百状而纷呈,何殊乎铸鼎之像,乍隐乍现,人生如梦幻泡影耳,皆可坐如是观。首先,观影者应该说准确地意识到他所观看的,是一种“开古今未有之奇,泄造物无穷之秘”新鲜的艺术样式;但是,这种电影新艺术样式却“制同影灯”,“如影戏者,数万里在咫尺,不必求索地之方,千百状而纷呈,何殊乎铸鼎之像,”因此,西洋电影与民族传统“影戏”这种艺术表现手段的相似性,抚平了西洋电影本身所可能带给的冲击和震撼,使人们在惊奇赞叹之余,仍然可以心平气和地欣赏把玩。19
6、04年慈禧太后七十寿辰,英国公使以放映机和影片数套作为祝寿的礼品,更是体现了当时电影在国内奇货可居且广受欢迎,虽然后来因发生爆炸事件而被禁止在清宫放映电影,但电影在国内的发展,可谓已成燎原之势。1908年,西班牙商人安·雷码斯在上海创建了中国最早的专业电影院——虹口活动影戏院,随后又将网点分布到上海各个地区,发展成为当时最大的连锁放映网机构,控制了上海半数以上的放映市场。此后,欧美各国电影商人纷纷在北京、天津、香港等地开设电影公司、拍摄影片,创建影院。法国百代公司、高蒙公司和美国好莱坞等制作的电影,也竞相涌入中国
7、,以至于有人认为,“中国的电影事业不是从自己摄制影片开始,而是从放映外国影片开始。”[2]我们认为,外国电影商人在中国的早期制作、放映活动,对中国民族电影而言,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文化催生”之意义。英国学者马克·B·索尔特在《国际关系中的野蛮与文明》一书中指出,西方国家总是试图对其殖民地施加一种“视觉秩序”(visualorder),即“根据表面上的直觉和权力的几何系统建立的统治模式。”[3]由于早期外国商人在中国的电影文化交流并不是一种平等的对话,而是作为西方列强殖民历程一种“视觉秩序”的文化衍生物,因此,在这些
8、外国人制作的电影中,中国人作为一种“他者”往往有意无意地被漫画、丑化和妖魔化。如1920年春美国纽约上映的《红灯笼》、《初生》等影片中,描写的是中国妇女缠足、华人吸食鸦片、游逛妓院等“夸大的丑态”,引起纽约华人的强烈抗议,并从反面激发了创作民族电影的强烈愿望。[4]1921年顾肯夫在《影戏杂志》发刊词上指出:“我们看影戏,无论长篇短篇,要是没有中国人便罢;若是中国人,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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