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六朝“文义”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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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晋六朝“文义”考释【内容提要】“义”的表达有口谈,同时也有笔谈或是为谈论准备下的文字资料。由于文章创作与“义”的文字化对语言的共同依赖,使得文和“义”出现了一定的融会现象,它是玄学或清谈影响文学的具体表现。【关键词】魏晋六朝文义玄学清谈融会中古文献记述文人好尚,多有“文义”之说,如《宋书》卷七十三《颜延之传》:“傅亮自以文义之美一时莫及。”卷五十六《孔琳之传》:“(琳之)好文义,解音律。”卷六十三《王华传》:“以文义见赏。”《世说新语》以及刘孝标注中也多有类似表达,《言语》:“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注引《续晋阳秋》:“(谢

2、)朗……文义艳发。”《政事》“何骠骑作会稽”条注引《晋阳秋》:“思韵淹通,有文义才情。”《品藻》“王夷甫云”条注引荀绰《兖州记》:“(闾丘)冲清平有鉴识,博学有文义。”①等等。与“文义”同时被史家标尚的,还有某文士好文辞文章、某贵族有文才等说法。关于“文义”,历来没有具体论述,刘师培注意到了中古史书中这种表述,但将其视为与文史、文辞、文章一体的概念,并未对其内涵进行辨析。朱自清认为:“南朝史书多‘文义之士’的称谓,大概是指作诗的人。”“文义与文学意思差不多,不过文义较重文,而文学较重学。”②这个说法有合理的地方,但也不乏揣测的成分。事实上

3、,“文义”虽然联用较多,但二者并不相同。《世说新语·品藻》“人有问太傅”条注引《续晋阳秋》:“献之文义并非所长。”《宋书》卷八十六《刘传》称其“兼好文义”。一个“并”,一个“兼”,都是视之为两项不同的内容。“文”实则侧重在文章诗歌辞赋方面的创作,那么“义”又该如何理解呢?要弄清这个问题,需从玄学产生的背景说起。一玄学的产生与“义”玄学产生的背景之一就是东汉以来的繁琐经学,尽管政治上的血腥也促成了它的繁荣,但却并非是其产生的本源原因。玄学与东汉经学的差别在于:一简一繁,一重阐释一重传述,这就使得学术中有“我”成为魏晋经典阐释中突出的特征。

4、从释义学角度理解,一般存在三种不同的经典文本阐释原则:一是强调“史效关系”,以此确立民族传统的权威性;一是意识形态批判论,强调自我反思高于传统;另一种是阐释中批判、批判中阐释的中和原则。魏晋时代文人对经典的阐释与第二点基本一致,即自我反思高于传统。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经典要义、对传统核心思想的把握就成了一个时代的潮流,而这一追求的发生还不仅起源于玄学成型之后,在其成型之前,在东汉繁琐经学与谶纬风行之中就出现了重视“义”的呼声。顾炎武云:“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又云:“(西汉)承千岁之衰

5、周……不闲义理。”“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③六朝学者记述后汉历史也注意到了后汉之际重视“义”的趋势,袁宏《后汉纪》卷三《光武皇帝纪》云:“中古之世,继体相承,服膺名教,而仁心不二,此又因于物性,君以义立者也。”④“君以义立”是“立君之道,唯德与义”之说的展开。从光武帝“尊崇节义”到袁宏称中古之世“君以义立”,再到顾炎武总结历史批评西汉士人“不闲义理”,歌颂光武帝“尊崇节义”,其核心都未离开一个“义”字。这个“义”字在东汉与名教关系密切,关于这一点,陈苏镇先生有一节比较详明的论述:

6、“何谓名教?《后汉纪》卷二十六曰:‘名教……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宏其教,辨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受魏晋玄学影响,袁宏的这一定义杂有‘自然’、‘因循’等道家概念,但用‘名’来宏教、辨物,确有汉儒的观点。同书卷三又曰:‘夫名者,心志之标榜也。故行著一家,一家称之;德播一乡,一乡举焉。故博爱之谓仁,辨惑之谓智,犯难之谓勇。因实而立名,未有殊其本者也。’是‘名教’之‘名’乃‘名实’之‘名’,指的是儒家所宣扬的仁、义、忠、信等道德概念。这些概念为社会提供了一套判断是非的标准,用这些标准来教化百姓就是所谓‘名教’。故

7、《世说新语·德行篇》说东汉士人领袖李膺以‘名教是非’为己任。而按照汉儒的训释,明辨是非便是‘义’。贾谊《新书·道术》:‘行充其宜谓之义。’《礼记·中庸》:‘义者,宜也。’《汉书·公孙弘传》:‘……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所以袁宏又将‘名教’称作‘义教’。”⑤名教义教的一体,使“义”之崇尚在后汉因名教的流行得到强化,致力于儒家研究的经学、经术、儒学、儒术等等的学问便被称为义学⑥。“义”在东汉是被士人作为行为准则来尊奉的,因而其内涵存在着相对的稳定性和公共性。但是,对这种行为准则的研讨——也就是对名教之“名”的研讨则是一项纯形而上的学术工作

8、,是一个如袁宏所云“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的过程,也就是说,在使之贯彻入现实之前,需要有一个综合名实、辨析物理并命名的过程,而这个寻求“名”之核心内涵、挖掘其主要内容的过程,在当时属于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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