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京派作家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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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京派作家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思考【】周作人曾专门研究过文学与宗教的关系，从宗教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探讨新文学的现代性转型问题；宗教影响了京派代表作家的创作心理和审美趣味；京派作家对文学与宗教的思考体现了中国文学在迈向现代的过程中文化资源欠缺的困惑。　　【关键词】京派作家；宗教；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宗教影响对京派代表作家的写作发生过重要作用。这里说的京派，不是一种单纯地域性的概念，它是指新文学中心南移到上海以后，三十年代继续活动于北平的作家群所形成的一个特定的文学流派。京派作家处在周作人、沈从文等人的影响之下，在全国文学界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其文学成果也令人瞩目。京派作家置身于新

2、旧冲突趋于缓和、新文化内部开始调整的语境中，对民族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重视发掘古典文化艺术精神，这也便有了对于文学与宗教关系的思考。　　一、京派鼻祖周作人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思考注重共性与差异性　　周作人研读过许多佛教经典，他也曾经一度在北大国文系讲授《佛教文化》之类的课程，周作人在谈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时，既强调文学与宗教的共性，也强调文学与宗教的差异，认为这种差异表现在功利目的的不同，认为在文学与宗教之间，文学强调的是世俗性和人间性，也正是本着这样的观点，在处理新文学的现代性转型问题上，周作人将自己真切的关怀投注到普通人生的各个角落。　　早在1921年1月刊《小说月报》12卷1号上，周作人

3、就发表了《圣书与中国文学》，周作人认为：“《圣书》的精神与形式，在中国新文学的研究及创造上，可以有如何的影响”。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是他研究的出发点，周作人还对这对关系进行了辨析，他认为，“就精神上讲，文学总是创造的，情感的，与那分析的，理智的科学实在不能互相调和，因为性质很不相同。宗教也是情感的产物，与文学相类”。在周作人心目中，不管是文学还是宗教，都是本性相近的，都是表现人类情感的。在《圣书与中国文学》里，周作人还强调“人类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尚的艺术”，“文学与宗教都植根于人类的基本需要,是人的求生意志的一种表现”。宗教追求神人合一，艺术强调物我

4、无间，这种根本的“一致性”，也使周作人认为虽然近代以来宗教对文学的影响日益减少，但由于这一根本的共通性未变，所以它们之间不可能完全断绝关系，互不理睬。虽然他的观点有着一定时代的局限性，但在对文学艺术和宗教的密切关系的研究的确是切中肯綮。不可否认，在这些观点的影响，周作人作为京派的先驱，为这个流派蓄积涵养的文学趣味也是颇为丰富的，大抵包含宽容、隐逸、纯正、无功用诸项。对文学与宗教的关系的考察，极大地开阔了周作人的视野，另一方面，也使他的文学观充满了内在的张力。　　二、宗教影响了京派代表作家的创作心理和审美趣味　　许多人都认为，如果擅长于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去吸收知识，一定会增加其个人生命的

5、深度，也会增加其作品的深度，可以这么说，宗教不断丰富了京派文学的内容，也影响了京派代表作家的创作心理、审美趣味。　　众所周知，佛学对废名的影响相当大。在谈禅说道上，废名对佛教典籍的精辟的理解与阐发不逊于同时代的任何人，废名的艺术世界多是禅趣佛理的传达。禅宗使他一方面超脱感悟，另一方面没有离开现实人生；一方面执着于人生终极命运的关怀，另一方面又以静观人生的姿态诉说人生的悲哀与寂寞。废名领悟到只有通过审美的体悟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才能祛除人生存的困苦，才能不损害生命的完整性和丰富性，才能使生命存在圆融透明、自然和谐。　　同为京派大家的沈从文，他的文艺观、审美观、对知识的批判及文化重造的构想等

6、方面都体现出与道家思想的内在精神联系。道家个体主义的核心是追求人的自由与独立，曾熟读道家文化典籍的沈从文自然不例外，正如梁实秋对他的评价“一方面很有修养，一方面也很孤僻，不失为一个特立独行之士，不肯随波逐流的人。”沈从文的文学批评极力维护文学独立、自由、纯正的品格,同时也强调文学对民族品德重造的社会作用，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以文学代替经典，这一重造的主张正如凌宇先生指出，虽“建立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根本性的怀疑的基础之上，……但沈从文并非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者，佛教的人性向善，儒家的入世进取，道家的人与自然的契合的思想要素被沈从文接受并吸纳从而形成沈从文自称的‘新道家思想’。”　　再如，京派诗

7、人冯至之所以能融汇中西，在传统诗歌的现代转型中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也是与他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尤其是佛教禅宗潜移默化的影响分不开的。不幸的身世和遁世的性格使冯至对佛学禅理几乎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他不仅喜欢魏晋人物与晚唐诗，而且与林如樱、陈翔鹤、顾随、废名等参禅近佛的朋友来往相当密切。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思想深处，冯至更接近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庄禅人格，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四十年代创作的《十四行集》时常给人一种既新又旧，既现代又传统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