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志怪小说地位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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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志怪小说历史地位的再思考——两种不同小说观念的矛盾与六朝小说研究（原刊于南阳师范学院2010年底2期）摘要：志怪小说是六朝小说的代表作品，似乎已成定论。但这仅是现代小说观念指导下的选择，六朝人将志怪小说归入史部，其小说观念显然与之不同。志怪小说历史地位的变化凸现了两种不同小说观念的矛盾，面对如此现状，六朝小说研究应该摆脱现代小说观念的影响，尊重六朝人的小说观念，突出六朝小说研究的民族性特点。关键词：志怪小说小说观念矛盾六朝小说研究志怪小说是六朝小说的代表作品，这已是今人的共识。但这仅属现代人的小说观念，六朝时期，志怪小说被当作历史书籍，从而归入

2、史部，因此，六朝人的心目中，志怪小说是史书而不是小说。认识上的矛盾使六朝小说研究处于尴尬，那就是，应该给于志怪小说怎样的定位。这就涉及到，应该以现代小说观念来指导六朝小说研究，还是应该尊重六朝人的小说观念。选择前者，六朝小说研究仅为现代小说观念的图解，从而失去其民族性特征；选择后者，志怪小说变为历史书籍，应该怎样理解其对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影响。而且史志目录中所记载的六朝小说以琐语为内容，远离现代小说文体，六朝小说研究的意义何在？又将走向何处？因此，如何看待志怪小说，对于六朝小说研究，甚至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提起六朝小说，人们当然

3、会想到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这两类作品是六朝时期的小说代表作品。志怪小说是六朝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文体形式之一，它以记录鬼神灵异为内容。此类作品众多，较著名者有旧题曹丕的《列异传》、张华的《博物志》、王浮的《神异记》、干宝的《搜神记》、葛洪的《神仙传》、王嘉的《拾遗记》、旧题陶潜的《搜神后记》、刘义庆的《幽明录》和《玄验记》、刘敬叔的《异苑》、东阳无疑的《齐谐记》、吴均的《续齐谐记》等，其中以《搜神记》为代表作品。志人小说以记述人物的轶闻琐事、言谈举止为内容，也是具有六朝特色的文体形式之一。这类作品包括邯郸淳的《笑林》、葛洪的《西京杂记》、裴启的《语林

4、》、郭澄之的《郭子》、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沈约《俗说》、殷芸《小说》等，其中以《世说》为代表作品。六朝时期，志怪、志人小说数量众多，尤其是志怪小说，现存和可考的达八九十种之多。正如李翰《蒙求》云：“《搜神》、《列异》，浩浩杂书，若长河之水，流而不息。”这些作品的作者普遍素养高，执笔者不乏饱学之士。曹丕贵为帝王，且颇有诗名，其诗歌《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对后代歌行体诗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干宝曾以著作郎领国史；吴均是梁代著名作家，其文号为“吴均体”；刘义庆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袭封临川王，以“爱好文义”6著称；邯郸淳则以博学多才为曹操

5、敬重。正因为多数作者地位崇高、学识渊博，这些作品亦得到当时社会的重视。尽管志怪小说是六朝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文体形式，在六朝人甚至在晚唐五代以前人的眼中，志怪小说和记载社会生活的历史书其实并无截然的区别。志怪小说代表作品《搜神记》作者干宝本是东晋著名史学家，著《晋纪》23卷，时称良史。其所作《搜神记·自序》云：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卫朔失国二传，互其所闻；吕望事周子，长存其两说，若此比类，往往有焉。从此观之，闻见之难，由来尚矣。夫书赴告之定辞，据国史之方册，犹尚若此，况仰述千载之前记、殊俗之表，缀

6、片言于残阙，访行事于故老，将使事不二迹，言无异途，然后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国家不废注记之官，学士不绝诵览之业，岂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载，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说而已，幸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体，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1]（P2）此序明确指出《搜神记》为记载前人以及当时之事的史书，因此作者以史书的真实性原则作为此书的标准。虽然坦承“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的史事因不能亲眼目

7、睹而不敢“谓无失实”，但对于“近世之事”，“茍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由于他坚守信实的原则编撰《搜神记》，故被时人誉为“鬼之董狐”，《搜神记》也以及其他的志怪小说也就被作为真实的历史记载而归入《隋书·经籍志》中的史部杂传类。鲁迅也说：“六朝人并非有意作小说，因为他们看鬼事和人事，是一样的，统当作事实；所以《旧唐书·艺文志》，把那种志怪的书，并不放在小说里，而归入历史的传记一类。”[2]（P278-279）二志怪小说在现代人眼中属于古代小说作品，在六朝人的眼中却属于史书，这折射出六朝小说研究中所存在的尴尬。六朝人为什么将志怪小说归入史部，那

8、么，指导六朝人选择小说对象的小说观念是什么？现存文献中没有六朝人对其小说观念的直接论述，我们可以从记载汉魏六朝图书的史志目录《隋书·经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