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岭南地区的生态环境与稻作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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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代岭南地区的生态环境与稻作农业一、引言：宋以前的岭南稻作岭南，大体上相当于现今的广东、广西、海南、以及福建和云南、贵州的部分地区，宋代又称为岭外，岭表，是一个在历史上和地理上都具有特殊意义的地区。岭南地区有着悠久的稻作历史。但至今为止，我们还不能对岭南稻作发展的历史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宋以前，岭南地区的稻作农业给我们留下一个矛盾的印象。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著名水稻专家丁颖教授依据野生稻分布和历史文献记载曾经将华南视为稻作起源地之一，但这一说法始终没有得到更早期稻作遗存的支援，80年代考古学者李润权对此进行了解释，并提出假说。[①]2002年3月在广东封开发现了

2、4000年前的旱稻，可能为这一近年来不被看好的观点提供新的佐证。[②]2005年4月又有报导说，考古专家从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抽取的32个孢粉,经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证,有4个探方6个层位元元有原始人工栽培稻谷谷壳化石。进而推断，岭南稻作史距今有1.2万年[③]。但岭南地区早期稻作遗存的发现较之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同类发现显然要少得多。作为稻作起源地之一仍需要更多的论证。从秦汉开始岭南地区已成为中央政权管辖的一部分，[④]并开始接受周边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东汉时期，九真太守任延推广犁耕以来，岭南地区与内地走上了同样的农业发展道路。[⑤]1963年广东西北部连县的西晋墓中出

3、土犁田、耙田模型，[⑥]和1980年广西梧州西北倒水南朝砖室墓中出土的耙（耖）田模型，[⑦]多少可以证明史载不虚，同时表明唐宋时期在江南地区出现的水田精耕细作的某些因素，在此之前的岭南已经出现了。但宋及宋代以前，犁耕在岭南地区的普及程度如何？仍是一个未知数，因为即使到了南宋时期，岭南有些地区还在使用人力踏犁。唐代岭南的一些地方也已采用了水稻移栽技术，刘禹锡在连州所作《插田歌》就是一个证据。但宋代所能见到的还是以直播为多。历史上许多有关岭南稻作的文献都提到“稻再熟”，[⑧]但这种再熟稻的性质是什么还不能肯定。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还不能对上述问题给出一个很好的回答，

4、但我们可以从有关宋代岭南稻作的历史中去加以推测，因为宋代岭南地区的稻作正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前人对岭南地区宋代的环境和稻作已有所研究，如韩茂莉的《宋代农业地理》就对岭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土地利用，岭南地区的粮食作物有专门的章节论述，[⑨]但就宋代岭南的稻作和环境及其相互间的影响而言，我们还可以作进一步的发展。二、影响岭南稻作发展的因素宋代江南地区的稻作农业已经进入到精耕细作阶段。相比之下，岭南地区的稻作农业依然粗放。人口稀少是其重要的原因。传统的精耕细作稻作农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劳动力的多少制约着技术的发展。宋代的岭南有如汉代的江南。《史记》载：江南卑湿，丈夫早夭

5、。这是导致汉代以前，甚至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江南地区采用火耕而水耨这样一种较为粗放的生产技术的重要原因。不过唐宋以后，江南地区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一举改变了原来落后的面貌，然而，岭南地区似乎还在旧日中徘徊。宋时医家，在探讨岭南地方疾病时，非常重视地理气候环境的影响。“岭南既号炎方，而又濒海，地卑而土薄。炎方土薄，故阳燠之气常泄，濒海地卑，故阴湿之气常盛。而二者相薄，此寒热之疾所由以作也。”[⑩]自古以来，人们提到岭南，常常与一种可怕的疫病联系在一起，这便是瘴气（主要是疟疾）。这本是由传染媒介——按蚊[anopheles;malarialmosquito]的攻

6、击而感染疟原虫而引发的传染性疾病。古人虽然不知道疟疾的病源，但他们认为瘴疾是由地理环境所引发的一种疾病。“盖天气郁蒸，阳气多宣泄，冬不闭藏，草木水泉，皆禀恶气。人生其间，日受其毒，元气不固，发为瘴疾。”因瘴而生的还有一种病称为蛊毒、蛊本感瘴而生。它有两类，一是岚雾瘴毒引发的腹胀病，一是由人工培育的毒虫所致之病。长期以来，蛊毒和瘴气一样一直是个存留在人们脑海中的梦魇。此外“五岭之南，不惟烟雾蒸湿，亦多毒蛇猛兽。”[11]也给人们的生命健康带来危害。加上当地医疗水准低下，在大病面前，人们“不知医药，唯知设鬼，而坐致殂殒。”[12]恶劣的自然环境严重地影响了当地的人口

7、素质与数量，特别是本应作为农业主要劳动力的男性人口的数量和素质。“人生其间，率皆半羸而不耐作苦，生齿不蕃，土旷人稀，皆风气使然也。”[13]同时这种不利的影响还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根据当时人的观察，岭南地区的人口性别比率是女性人口大大多于男性人口。一夫多妻盛行。呈现明显的阴盛阳衰现象。“南方盛热，不宜男子，特宜妇人。……余观深广之女，何其多且盛也。男子身形卑小，颜色黯惨，妇人则黑理充肥，少疾多力。城郭虚市负贩逐利率妇人也。而钦之小民皆一夫而数妻，妻各自负贩逐市以赡一夫，徒得有夫之名，则人不谓之无所归耳，为之夫者终日抱子而遊，无子则袖手安居，……”[14]“惰农自

8、安”。人口的数量和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