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成书情况及古史史料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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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书成书情况与古史史料学问题谢维扬简帛研究网近年来中国古代早期文献文本的不断发现对于治古史而言，除提供给我们大批新资料而外，最深远的意义也许莫过于对古史研究的史料学基本概念的问题，促使人们根据对新资料的研究从更多方面作一些反思，以获得某些新的认识。自近代以来，古史史料学的概念沿科学性的方向不断改造，意义之巨大自无可怀疑。但也应承认，整个过程其实仍然是在长成之中；在研究的实践中关涉方法的争议几无日无之，而在学者中对古史史料学原则的基本认识有时也相距何止丈尺之间。尤其是近年来，尽管在我们看来讨论这一问题的条件已大为改观，但由于对新出土早期文献文本之意义的认识不同，学者间对古史史料学原则的认定

2、在有些对比中仍然存在明显的差异。不久前问世的《剑桥中国上古史》（TheCambridgeHistoryofAncientChina）①也许就是一个最近的例子。作为西方汉学界的一部代表性力作，其对于古史史料学问题照例是有敏感意识的（这从它对资料问题的大量论述中可以看出），而它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在撰写结构上采用了并不多见的将地下出土资料与文献资料作“二元”处理的办法。这给人的印象是：一、在复杂的古史史料学问题面前，它希望避免在每一处关乎古史史料学原则的问题上简单表态；二、与此同时，它又试图通过这种“二元”的办法宣示它的依据地下出土之文物讲古史乃古史史料学之正宗的观念，而文献的地位则相应变成了“

3、依赖性的”（dependent）。因此其虽没有正面地将传世文献一棍子打死，但依其写法，文献作为独立的古史史料的地位则暧昧了许多，甚至基本上没有了独立性，据文献来讲古史先成底气不足之事（也正因为这样，尽管文献中关于夏朝历史的资料是众所周知的，但该书却坚持不写“夏朝”这一章）。这种古史史料观也许并不是目前众多学者所能认同的。仅此一例便可看出，在某种意义上，学术界对于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认识的分歧并没有根本解决；要真正确立起一种公认的古史史料学的基本理论，学术界面临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对近年来新出土早期文献文本的研究应该注意对这方面问题的总结和讨论，因为这将是打破史料学难题僵局的真正可能有好的

4、结果的途径；同时也只有将史料学问题的讨论包括在其中，对所有新出土资料研究的意义才是确定的，整个古史研究也才会因此而进一步增强其科学性的基础。通过对新出土文献的研究来检讨古史史料学的基本概念，核心问题是对古书成书情况的再认识。这个问题的意义可以说只是在地下出土早期文献文本大量发现后才被充分认识到的。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对于古书成书情况的追究尽管本来应该是讨论古史史料学问题的前提，但实际上并没有被足够重视。这首先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条件作这方面深入的考察，尤其是没有可能对各种假说加以验证。同时实际上由于没有实物的参照和对比，许多讨论者甚至并没有特别意识到追究不同历史时期书籍成书情况异同的重要性

5、。因此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史辨”学派对古书问题发表批判性意见以来，其关于古书成书情况的认识并未受到严重的质疑，而这恰恰是判断“古史辨”批判性工作最终是否成立的关键之一。这种情况至迟自八十年代开始有重要转变。1982年李学勤先生就提出了要对古书做“二次反思”的意见②。1988年李零先生写出《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一文，进一步展开了在新出土简帛书籍研究的基础上对于古书问题的深入研究，明确提出了对于“古书的体例的研究”的问题，并详细地通过对余嘉锡《古书通例》一书内容的介绍与补充首次总结了根据对新出土文献文本的了解所得出的关于古书成书情况的新认识。李文在这个题目下明确批评了“中国传统的

6、辨伪学”，认为其“主要是根据一种简单的推理”，“在逻辑上似乎很严密，但它根据的却是汉魏以后的著作体例，放之先秦，则大谬不然”。③这实际上已经涉及了古史史料学的问题。九十年代，李学勤先生在《新出简帛与学术史》一文中提到新出土文献研究“逐渐转变了”人们“对古书形成过程的认识”，同时还谈到了以往有些著作“对古书的成书采取一种静止不变的观点”的问题，将古书成书问题与史料学问题联系起来。④2000年，李学勤先生再次以《新发现简帛佚籍对学术史的影响》为题谈到古书问题，明确提出“对古书形成过程的了解”的问题，指出“认识古书总是有其形成演变的过程，是很重要的”；“以动态的、历史的眼光去看古书，便不会动辄

7、指之为伪”，而且特别提到了对新出土文献的了解和研究“从方法上揭示了过去辨伪工作的局限性”⑤。所有这些论述的要点是：一、对于古书成书的真实情况需要研究；二、对于古书成书情况的研究需以对新出土古代文献文本的研究为基础；三、对于古书成书情况的误解是“传统的”古史史料学所存在问题的关键。应该说，这些意见的提出以及它们所代表的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于新出土文献所作的工作对于深入思考古史研究方法上的问题有很重要的意义，是寻求建立现代古史史料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