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历史中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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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立宪历史中的理性旧制度有大量法律和政治习惯在一七八九年突然消失,在几年以后重又出现,恰如某些河流沉默地下,又在不远的地方重新冒头,使人们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条河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序言自由主义的最终的自我认识就是生命哲学。自由主义已经遗忘了文化的根基，也就是与虚无、混沌相处的人性。因此，各种争论纷纭，而如果回到它的生命根基，各种流派的来龙去脉将变得相当清晰。二十世纪的立宪为什么不尽人意？是因为"罗马在一日建成"的急切心理作祟，还是来自西方的宪政不能适宜中国土壤？抑或其他？本文试图勾勒近代以来宪政的生长情形，以求澄清一些问题。权利的复活？轴心

2、期文化的主要结果，就是普遍主义人性观念的产生，这种意识使个人得以将认同他人的视野超越其人身紧密联系的标志、识别和依附，而能够最大地把整个人类想象为同属于一个普遍共同体。从这种意识派生了并不按照个体所出生的种族、社会阶级或其所信奉的原始宗教，而是根据某种作为一个人在其生活中所能发展和体现的道德特征来解释和认同，也就是说，用于鉴别人成为人的标准是道德。人是有德行的动物，道德使之有别于其他动物和自然界。必须指出，这种道德特征是建立在身体驯服和禁欲的基础上，道德的形成是一个自我肉体控制的技术。面对着混沌和虚无的焦虑，人类开始制造可以使他们"安宁和谐的居所"，从自

3、己感情或激情之中，经过强化，形成一种确定性和稳固的秩序。这种驯服和禁欲造就了内在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确定性就是道德，亦即道德理性，不确定性是人类无法控制的，不可言说的神秘，也是混沌和虚无。L.拉格伦在《俄荻浦斯生母之罪：一个人类学研究》中说，人试图控制神秘的自然过程，这些过程是在人自身身体之内表现出来，人不能让躯体凌驾于自己之上。对身体欲望和激情的成功驯服，难免让人类感觉到像上帝般的魔力，道德理性控制了身体，也被认为控制了社会和宇宙，形成了意志的幻象-"宇宙和谐"。个人、社会、宇宙能够和谐的受到道德理性的支配，形成一个共同体。这一点，东西之间并无二致。梁

4、冶平先生在《习惯法、社会与国家》（《读书》1996年9期）中说：天之道中的公正与公平，不仅是道义的，还具有原理性、普遍性和自然性，这就使它不但超越民间和团体，而且可以超越国家而与天下相联系，成为一个普遍的秩序原理。这正是我们在"家-国-天下"这一连续体上所见到的那种统一性，《老子》、《大学》、《中庸》、以及宋儒周、程、朱等的学说中可以显现那种统一性。这种普遍的秩序，在西方也有思想上的照应，希腊的斯多葛学派的人思想就是如此。芝诺以及追随者的斯多葛学派是泛自然主义者，所谓自然，按他们的理解，就是支配原则（RulingPrinciple），它遍及整个宇宙，并且

5、被他们按泛神论的方式视之为神，这种支配性原则，在本质上具有一种理性的品格。斯多葛学派认为理性作为一种遍及宇宙的普世力量，乃是法律和正义的基础，因此，存在着一种基于理性的普遍的自然法，它在整个宇宙中都是普遍有效的。然而，意志与理性之间的冲突始终是无法消除的，在克里西波斯和很多斯多葛学者那里，理性征服意志的神话受到嘲笑，他们显示了道德理性和意志的不相投契之处。但是，后来的基督教将道德理性置于超验的信仰根基之上，压制了这些不相投契之处，使之坚固如磐石。然而世俗化是基督教躲不过的劫难，它使磐石风化如沙土，不再坚固。于是，激情汹涌决堤而出。而此时，古典时代道德理性

6、的规劝和说服方法已经如强镐之末，因此，斯宾诺莎等人认为为了使激情得以控制，应当由理性和想象一起联手，将理性内在化成为自明的、无条件的信仰和情感。在此，不再是古典时代的理性驯服激情，而是二者合一。孔丘的"克己"{罗马人也有temperanti（克己）理想}，其潜在前提就是存在一个强大、桀骜不逊、骚动叛乱的"己"要克制，对于"己"这个野蛮的激情之兽，要用森严的壁垒加以困禁，以远离那些怂恿和放纵身体激情的教导。西方基督教的世俗化似乎将近比中国晚了一千年。弗里德里希.沃特金斯在《西方政治传统--自由主义发展研究》中认为在中国上古史，就可以找到成功的世俗化例子。在

7、基督教之前的几个世纪，此时约是西周，中国文明与古希腊同样经历了早期宗教巫术的信仰危机，原始宗教巫术的信仰的衰微，导致道德急速衰败。后来，孔丘致力于用道德理性重新阐发古老社会传下来的礼仪，是为孔丘的"复礼"。孔丘的"复礼"，成功地将人文价值获得工具理性的支持，转化为可见的制度（近代西方应付世俗化危机，在于形式理性或工具理性，像韦伯说的西方近代社会一样？）。孔丘儒家的礼仪学说，基本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基础。墨子刻也说儒学有着内在冲突。中国传统社会也存在道德理性和意志的不相契合之处。及于明清之际，意志已经不再忍受道德理性的束缚，蓬勃而出。与西方一样，经历了

8、早期现代化的专制（魏斐德命名清朝为轴心期突破），在谭嗣同身上，礼仪作为儒家人文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