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崛起与国际文化环境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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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和平崛起与国际文化环境的思考和平崛起与国际文化环境的思考---------------------------------------作者:倪乐雄一、和平崛起与外部环境　　“和平崛起”有着丰富的涵义，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理解、解释和实践。它可能是一种善意，一种愿望，一个理想，也可能是一种策略。但这些都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考虑我国“和平崛起”善意实现的可能性。对于未来的国家安全，这是个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判断问题。尽管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但善意和愿望能否为霸权主义尚未退场的外部世界所接受？我们的善意能否与外部世界构成良性互动？这是需要认真考虑的。一个国家“和平崛起”的良好愿望

2、能否实现，并不完全取决于愿望本身，有时是由外部世界的性质所决定的。历史上也曾有一些国家当初都怀有和平崛起的良好愿望，由于外部世界无法与之产生互动，使得和平崛起变得不可能，最终化玉帛为干戈。　　19世纪中叶，中国是个闭关自守的国家，在僵化、保守、懦弱等诸多特征中，至少还有一个爱好和平的特征。弱者回避暴力是自然的倾向，弱者关上家门不愿同刀光剑影的外部世界打交道也是正常的，尽管当时的清王朝向世界表示了最大和平诚意，但仍然不能避免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的蹂躏。亡国的威胁和深受欺凌的切肤之痛、变法图强的矢志终于激发出爱国主义精神，并召唤出辛亥革命前后浓烈的一代尚武风气。经过第

3、二次世界大战的磨炼，成为“四强之一”。到了出兵朝鲜时，西方世界居然发现中国人变得“好战”起来，既敢于战斗且善于战斗，成了当时的军事强国，并赢得世界的尊重。一个在历史上一向追求天下太平的民族，在与外部世界的一百多年的互动中，终于悟出了“丛林世界”的规则：“落后就要挨打”。　　这一渴望和平不成、反成为军事强国的曲折经历至少说明：和平愿望的实现除了诚意这一必要条件外，还需一个能够接纳诚意和与这种诚意产生良性互动的外部环境。一个国家的和平愿望和努力同“丛林原则”支配下的国际环境会产生两种互动结果：一是“丛林原则”粉碎国家的和平愿望，使国家被迫以务实的态度面对弱肉强食的现实，从而成

4、为丛林中的一员。二是和平的愿望和努力把“丛林原则”驱逐出世界政治舞台从而成功地改造世界。但历史实践和近现代中国的痛苦经历表明，国家的和平诚意被外部世界粉碎的机率远远超过产生良性互动的机率，不然醉心于“礼制”、追求永久和平的儒家文化性格的国家怎么会生发出“落后就要挨打”的认知？　　当然，我们从一百多年的痛苦的磨难中悟出这一认知时，外部世界已发生变化，“丛林原则”已遭到人们普遍的鄙夷，但讨厌的东西并不一定会被抛弃，“丛林原则”正在走向消亡？还是暂居幕后？抑或经过人权、自由、主权等冠冕堂皇的包装仍在起作用？对决心用和平诚意同世界打交道的人们来说，这都是必须要明确的问题，但也是难

5、以弄清楚的问题。　　二、和平崛起与战争崛起　　暴力建立和维护秩序是一条基本的历史定律，绝对的暴力维持绝对的和平，相对的暴力维持相对的和平。国家或国际社会的失控归根到底是暴力失控，以中国古代为例，夏商周三代和平基础是一元化暴力结构，三代后期的战乱是一元化暴力结构被打破的结果。历史上大多数的和平都是以武力为后盾的，微弱的武力支撑短暂的和平，强大的武力支撑较长时间的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个世纪的“冷战”和平格局是由“相互确保摧毁”的大量核武器来支撑的，没有武力支撑的和平是不存在的，这反映了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性，任何一种正确的和平理论都不应违背这种一致性。　　暴力建立和维护秩序属

6、于不带任何价值判断的客观描述，价值判断则关注暴力所要建立和维护的秩序是否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取决于秩序是否符合公正、平等、正义等原则。和平是一种秩序，若是符合这些原则，暴力则被视作“正义的力量”，反之则被视为邪恶的力量。因此，,以武力为后盾的和平仅仅符合历史和逻辑的要求，而以武力为后盾的、符合公正、正义原则的和平不仅符合历史和逻辑的要求，也符合伦理的要求。　　面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人们应充分认识到三点：一、和平崛起必须符合公正、平等、正义的原则，这就使和平崛起获得了合理性与合法性；二、和平崛起必然也是武力的崛起，这是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性所然；三、武力的崛起并不等同于战争的崛起

7、。笔者在三年前就认为：“中国的长远战略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避免走近代以来，英、法、日、美、俄等国高成本的强盛之路，即避免以重大代价——通过大规模战争冲突、甚至像二战中的苏联冒灭顶之灾的风险取得强国地位的传统老路。这一原则应当成为当前和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外交事务的核心原则。”（见“中美冲突的本源因素及不确定性”，《二十一世纪》2001年十月号）这也是和平崛起所要追求的最佳目标。　　中国和平崛起的真正含义是不走战争崛起的传统路径，但和平崛起并非意味着不发展强大的、世界一流的国防力量，把和平崛起同放弃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划等号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