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渡”及其评价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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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过渡”及其评价的争论自上个世纪80年代前社会主义国家遭遇种种经济政治问题，开始启动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改革以来，关于“过渡”、“转轨”与“转型改革”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成为各国经济学家面临的重大课题。“转型”和“过渡”概念的提出和使用者们在关于市场化改革的研究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促使人们开始注意制度改革的系统性变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转型”和“过渡”的本质这一问题上，国际学术界的一般性认同在经济改革层面上将其界定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但关于市场制度与社会制度结合的“过渡”，并不存在一种统一的

2、界定和共识。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时，西方正统经济学家形成的所谓“华盛顿共识”[1]在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意外陷入“休眠”状态后，遭到了广泛的怀疑。人们开始对渐进过渡方式给予肯定，并认为渐进改革才是“过渡”的正确方式，后者也被称作“北京共识”。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并没有掩盖关于过渡经济问题的分歧和争论。关于“过渡”的本质，以及判断过渡成功与否的评价标准问题仍然存在严重分歧。该分歧主要集中在以科尔奈、萨克斯、杨小凯等为代表的部分西方转轨经济学家和中国大陆经济学家之间（陈甬军，1999；张宇，1997；张军，1997，等

3、）。前者认为，“过渡”某种程度上特指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其实质就是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回归，试图在不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妨碍维持市场经济的宪政改革的集权制度）的条件下，建成市场经济是不可实现的（科尔奈，1999，2000；萨克斯，1997；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2000）。但后者认为，社会主义的市场化改革的形式与其制度改革的方向并不是唯一的，部分国家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而转向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排斥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继续探索市场经济建立的实践形式。因此，他们认为，对“过渡”和“转型”的定义应当具有包容性和高度得抽象性，

4、即在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承认市场经济实现形式的制度创新和多样性。（陈甬军，1999）1。西方学者的过渡观：代表性观点科尔奈于2000年在美国《经济学展望杂志》冬季号上，发表了《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变化意味着什么》一文，他在该文中指出：所谓“过渡”，就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科尔奈实际上表达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对于“转型和过渡”实质的看法。[2]通过引入“制度品性”（theSystem-SpecificAttributes）的概念，他指出，制度品性是判定社会经济制度的重要标准。科尔奈在该文中构造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各自的“

5、制度模型”，并分析了过渡的起点和终点及其评价标准（参Kornai,2000,PP27-42）。他没有对转型的具体路径和过程做出探讨，而界定“过渡经济”的本质则成了该文的核心主题。对制度模式的二元化处理，是科尔奈形成其过渡结论的前提，他在《短缺经济学》、《短缺、增长与效率》和《突进与和谐的增长》等著作中对社会主义的集权体制及其经济效率所做过的深刻分析，使他坚定的认为：传统社会主义（由于内在的集权和行政垄断特征）是一种反市场的外部社会制度，二者水火不容，如果不放弃这种制度追求，试图建立市场经济并完成由计划到市场的过渡是不可实现

6、的。具体而言，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成功结合只是社会主义改革者的一厢情愿而已。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2000年在香港《信报》财经月刊发表的《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一文中，则对“过渡和转轨”的具体路径及其评价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是对“休克疗法”的一种补充。该文认为：转轨的核心在于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革，对不同改革路径的评价要区别考察改革对经济绩效得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而衡量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长期效应和宪政改革的完成。文章指出，转轨改革成功与否的评价困难主要在于：（1）宪政改革的长期绩效和短期影响存在背离，

7、过早评价何种改革路径成功与否并不合适；（2）渐进改革中利益集团的机会主义和腐败是改革必然支付的成本，而这一成本总量与休克疗法的成本总量目前难以比较；（3）不同改革路径间的代级福利贴现比较并不存在统一衡量标准。总体而言，该文试图指出：过渡的真正任务在于完成宪政改革，而宪政改革的终点就是现代西方的议会民主制。由此，前苏联的改革由于迅速完成了宪政改革和市场化，现在只是处于一个等待长期绩效出现的阶段，而非改革失败；中国尽管采取渐进改革保持了良好的增长，但由于未完成宪政改革，断言其转型成功自然为时过早，因此，“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并

8、没有失败，而是由于“起点不同”，改革绩效被延缓了。该论文的基本思想是：所有的历史经验表明，存在一个制度核心，它是长期成功的经济发展的根本。因此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过程。”[3]以上两篇论文是经济学界关于转轨问题较有代表性的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