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铁木前传》的现实性与超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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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铁木前传》的现实性与超越性《铁木前传》是孙犁在解放后创作的优秀中篇小说，随着社会意识、生存意识的不断变化，人们对其阐释的角度也随之得以调整：从作品题材逐渐过渡到作家的文化人格，文本的意蕴也因之得到丰富。但是，《铁木前传》的创作与时代精神的关系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图从时代精神气候着手分析其现实性，并在此基础上阐释其超越性。　　诚如丹纳所言：“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我们不妨先来回忆一下《铁木前传》创作发表时的文艺现状。《铁木前传》

2、写于1956初夏。发表于《人民文学》1956年12月号，在这一年的《人民文学》上还发表了后来被称之为“干预生活”的一批作品。如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4月号)、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5月号)、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6月号)、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9月号)等等。与创作实践互相呼应的是，在这一年的2、3月间召开了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扩大)会。“在会议的口头发言和书面发言中，许多人就不约而同地谈到公式化、概念化对创作的危害，明确地‘提倡大胆地干预生活’(柳膏)，而且认为‘我们的写作本来就是为了干预生活的’(胡可)。至此，‘干预生活’的

3、创作主张已然成了中国作家的一个普遍共识。”而1956年上半年“双百方针”的提出。无疑为文艺活动提供了较为宽松、自由的氛围。在这一创作实践与理论探讨的背景下，作为一名鲁迅及五四启蒙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文化精神的践行者者，孙犁在创作中会如何因应已成气候的“干预生活”创作潮流?尽管他被称为革命文学阵营中的“多余人”，但这并不妨碍孙犁的创作与时代政治的关联，只是他没有直接地揭露和批判，而是艺术化地来表达自己的态度与立场。下面我将从小满儿和省干部这两个人物形象着手，展开分析《铁木前传》的创作与时代精神的隐秘关系。　　　　在品评《铁木前传》的人物时，九儿和小满儿总是

4、被摆放在一起，这与小说呈现出的两种不同的情感倾向基本相符。小满儿与九儿作为情感态度的两极——自然与规范——的表征，无疑是肯定九儿的。但小满儿的形象似乎更具审美价值。在这里，孙犁对男女间的情感态度进行了新的阐释。六儿与小满儿在空场里抓到鸽子后。有这样一段对话：　　“卖了它，给你买一件棉袄。”六儿对她说，“见面分一半，何况你帮了我不少忙。”　　“你我的交情并不在吃穿上面。”小满儿认真地说。“给那位九儿买一件吧。”　　“为什么?”六儿问。　　“就为她那脸蛋儿长得很黑呀，”小满儿忍着笑说，“真不枉是铁匠的女儿。”　　“人家生产很好哩。”六儿说，“又是青年团员

5、。”　　“青年团员又怎样?”小满儿说，“我在娘家，也是青年团员。他们批评我，我就干脆到我姐姐家来住。至于生产好，那是女人的什么法宝?”　　“什么才是女人的法宝?”六儿问。　　小满儿笑着把头仰起来。六儿望着她那在月光下显得更加明丽的媚人的脸。很快就把答案找了出来。　　这一段对话透露出六儿与小满儿的爱情基础既不是思想进步也不是生产劳动，而是纯粹的儿女性情。其中蕴含了小满儿的灵巧、迷人和尖酸。显然，他们的恋情是乡村小儿女间自然自由情状的写真。与之相反，九儿却是新规范的认同者。这一规范是在战争中建立的“阶级斗争的新道理”基础上形成的新的情感态度。即追求“在共

6、同的革命目标上，在长期协同的辛苦工作里结合起来的爱情”。小说由此暗示出九儿与四儿之间在共同的生产劳动中孕育爱情的可能性。但与自我放逐于规范之外的六儿与小满儿之间爱的欢畅自然相比，九儿的驻足旁观似乎有些单调。从这一层面看来，小满儿的形象更圆满些。而九儿则属于扁平型人物。但是这一分析只是注意到规范与自然的对立，而没有发现二者之间的统一。因为单从对立来分析九儿，她作为新的规范的代表，在小说中确实有一些概念化，与之相对应，小满儿则活跃在对大壮的支派、与六儿在大场院抓鸽子以及她与省干部的交往等生活场景中，因此显得生动逼真。但孙犁在美学上并没有抑此扬彼，而是赋予

7、了二者不同的美学意味。如果说小满儿代表一种动态的自然美，那么，九儿则代表着静态的规范美。在九儿的童年。无论是与六儿一起拾柴、捉田鼠，还是在战争的风雨中经受饥饿和寒冷的煎熬时接受六儿的周到照顾，她的担心和感激、心疼与喜悦都只表现在思想和心情上，并没有流露在言行上。即使是在临别的夜晚，面对姐妹们对六儿的打趣，九儿只是和别人说笑。最后。九儿仅仅只是小声对六儿说了这样一句：“我们还要回来的呀。”九儿对六儿产生的那种相依相靠的感情无疑包含有爱的萌芽，但她的表达方式在语气上是平静的，在指称上是含蓄的。总之，童年的九儿给人的印象是体贴懂事、内秀。再次来到村子的九儿

8、，面对六儿与小满儿混在一起的现实，她一方面表现出一名共青团员的责任感，想帮助六儿进步，另一方面责任感终难遮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