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版本鉴定7-敦煌写本辨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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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籍版本鉴定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写本（敦煌遗书）敦煌写本辨伪本部分主要据荣新江先生《敦煌学十八讲》。一、问题的提出：1900年藏经洞发现的4至11世纪五六万件敦煌遗书，由于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看管藏经洞的王道士开始是少量的送人。1907年、1908年斯坦因、伯希和相继攫取。1910年清朝学部收取劫余之物不够干净，使得1911至1912年大谷探险队、1914年的斯坦因、1915年的奥登堡又多少不等获取一批批敦煌写本。而民间流散在甘肃乃至全国和海外公私收藏者手中的也不在少数。流散在国内的敦煌写本逐渐成为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收藏家的玩物，或者进入古物市场，成为商品。一些

2、古物商人为了谋取暴利，仿造敦煌遗书。其中一些伪卷造假水平很高，有的落入私家，与真卷混在一起。有的进入国家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成为国家的“宝物”。辨别这些写卷的真伪，成为目前敦煌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最早注意伪卷的是日本学者藤枝晃，他在1961年就注意到京都国立博物馆所藏守屋孝藏旧藏敦煌写经有伪卷，主要是根据上面所盖的“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印。他这一看法，由京都国立博物馆扩展到所有日本小收藏品；由“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扩大到所有盖着李盛铎藏书印的写本。1986年1月22日日本《每日新闻》，藤枝晃称日本所藏敦煌写本百分之九十八是伪卷。1988年，藤枝晃认为中国藏的小收集品也是假的。藤枝晃先生进

3、而认为：早在1911年，李盛铎开始制造敦煌伪卷，1937年在其死后，他的八个儿子继续作伪，一直到五十年代。这种写卷很早就流入敦煌。1911年以后来敦煌的大谷探险队、斯坦因、奥登堡都曾买过这些伪卷。所以斯坦因第三探险所获五百多卷敦煌遗书大部分是伪卷。1997年6月23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英国图书馆发现数百件敦煌赝品》，魏泓(SusanWhitfield)博士转述了藤枝晃教授的观点。1997年6月30日至7月1日，英国图书馆召开“二十世纪初叶的敦煌写本伪卷”的研讨会。石冢晴通重申他与藤枝晃教授的观点：斯坦因第二次探险和伯希和探险队之后各国探险家所买的写本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伪卷。并对比一些

4、写本的字体演变、纸质、铅笔划栏的变化，确指S.6383等写卷为伪卷。S.6383泰晤士报的报道在第二年翻译成中文，发表在《中国书法》上。史树青先生发表《大英图书馆藏敦煌写经无伪品》，指出李盛铎造假卷没有根据，并根据自己的亲身调查，指出造假卷的是李盛铎的外甥陈逸安。陈氏伪造技术甚为高明，以致骗过了不少行家，据说“他对古旧书伪造上有两种技术特长：其一，仿唐人写经，其书体精美逼真。其做法是，用由敦煌盗出之唐人写经纸和旧墨及其书仿之，以假乱真程度实难查出破绽。其二，用印色钩摹藏书名家之印字框逼真。”二、鉴别真伪应该注意的问题：1、要了解清末民初的历史和相关人物。指称大谷探险队、斯坦因第三次探险、

5、奥登堡所获敦煌遗书为赝品的理由是，1910年清学部将敦煌遗书解运到北京，商人们知道敦煌遗书的样子以及它的价值，因此仿冒，并兜售给上述三个探险队。其实这完全是凭空想象，因为：第一、如果是当地人伪造的话，当地非常容易获得真卷，何必伪造？第二，当时敦煌当地文化水平非常低，我们很难想象当地人能造出斯坦因第三次探险所获得那样精美的写卷。第三，假如在兰州或北京伪造，然后运到敦煌售卖，当时交通非常不便，而且土匪出没，从经济上根本划不来。第三，斯坦因他有丰富的考古学知识，而且也见过大量真卷，如果是假卷，根本无法蒙蔽他。第四，李盛铎造假来源于其藏书印，没有资料证明李盛铎本人造假。李盛铎晚年牵涉官司，藏卷由

6、其子女分次售出，主要售给日本，现藏大阪杏雨书屋。李盛铎的善本书在1937年他去世后，售给北京大学，但因没有连藏书印一并入藏，因而《书林掌故续编》称：传闻李盛铎的印记都流落在北平旧书店中，店主凡遇旧本，便钤上他的印记，以增高价。李盛铎善本书有名，其敦煌写卷更有名，这样，市场上便有大量钤有李盛铎藏书印的写卷出现。李盛铎藏书印的流失为造假者提供了更好的条件，造假者既把真印盖在假卷上，也把真印该在价值不高的写卷上，以李家旧藏的名义来求得高价。2、要弄清写卷的来历弄清一件散藏敦煌遗书的来历，有时是判断其真伪的最好出发点。如：四十年代日本小岛靖得到的《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

7、，按照题记，都是开元年间写本，由日本景教专家佐伯好郎和日本东方学家羽田亨整理刊布，成为研究景教的基本文献，这就是著名的小岛文书。佐伯好郎在揭示写卷来历时说：1943年2月及11月，畏友小岛靖君从故李盛铎氏之遗爱品中发现，由李氏的遗产继承人相让得到的。同年末，小岛将两篇经典照片寄赠他，为了表示对小岛的感谢，将两篇经典命名为小岛文书。小岛文书A的原件在1945年9月从天津撤退时，与其他物品一起被盗，而小岛文书B则被运至日本。我们知道，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