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世界化与民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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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世界化与民族化

2、第1　【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原刊地名】京【原刊期号】200206【原刊页号】140～150【分类号】J3【分类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0302【标题】论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世界化与民族化【作者】朱德发【简介】朱德发，1935年生，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内容提要】本文认为，现代中国文学形成的世界化与民族化相互变奏的制导性传统，在四十年代文学中并没有因为抗战全面爆发而中断历史进程，也没有因为向传统文化回归而走上复古之路，而是抓住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契机，把中国文学的世界化与民族化推上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虽然“两化”互动规律在不同政治格局的解

3、放区和国统区文学的运行中有明显差异，但在创建以农民为本位的人民大众文学上却表现出趋同性，这在山药蛋派、荷花淀派、七月诗派等的文学里都有所体现。【摘要题】学术广角【关键词】四十年代/中国文学/两化/互动规律/农民本位【正文】　　现代中国文学天然的使命就是走向世界并能与世界文学对话，从而超越中国古代文学的既定传统，这也是为什么五四文学先驱一开始就提出这样的命题：文学如何实现世界化和怎样增强世界性?当然，现代中国文学的世界化并不意味着完全舍弃以往的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相反，它必须建立在这个传统之上，这就牵扯到民族化问题。事实上，中国文学的世界化和民族化并不是两个非此即彼的对立概念，而是有着彼此依存

4、、相互补充、并行不悖的关系，是制导现代中国文学健全发展的两翼。恐怕问题的关键是寻找二者的结合部和衔接点。可以说，不同时期的文学在世界化和民族化的结合上是不一样的，像五四文学和四十年代文学就有明显的差别。以往的研究者普遍认为，四十年代文学过于重视民族化，那就削弱甚至放弃了世界化，我认为这个看法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虽然说四十年代文学偏向于民族化，但对于世界化的探讨并未停止，而且还有深化，只是在世界化和民族化的结合点上有了独特的性质而已。　　　　　　一　　肇始于20世纪初年，中经“五四”直到二三十年代，这是现代中国文学的生成与发展期，通过文学革命先驱们如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沈雁

5、冰、郭沫若等的艰苦探索，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中国文学转型后如何实现世界化与民族化问题，将现代中国文学的建构纳入“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注：《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6页。)的逻辑框架，从而形成了现代中国文学世界化与民族化相互变奏的制导性传统，并涌现出一大批如《阿Q正传》、《子夜》、《家》、《雷雨》等既富民族性又有世界性的精品力作，以及诸多如为人生派、乡土文学派、新月诗派、现代派诗、言志派散文、论语派、京派、海派等“两化”色彩鲜明的文学流派。然而，现代中国文学跨入四十年代是否仍坚持世界化与民族化互动规律来创造文学，

6、“两化”相互变奏的制导性传统能否得到延伸?倒成了一个学界颇有争议也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有论者认为四十年代文学向传统回归走上复古之路，也有人认为四十年代文学只有大众化或民族化而没有现代化或世界化。并不能说这些看法毫无根据和道理，但重要的是，我们应怎样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四十年代文学在民族化与世界化关系的重新调整。　　我认为，四十年代文学出现向传统回归的趋向并非复古，而是中国文学合乎规律的发展。这是因为，一般意义上说，事物的发展往往都呈螺旋式上升，总是在否定之否定中运行，文学的发展也是如此。从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演变来看，它们有明显不同：如果说后者呈不断超越进化的路线，那么前者则是循环反复的路

7、线，这种特殊路径决定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世界化总要在前进中回归，是根植于民族化传统的。现代中国文学是在否定封建文学传统中生长起来的，否定是为了新质的产生，而这种新质乃是依据新文学审美追求的需要和“两化”的要求汲取传统文学与域外文学的“特质”，由创作主体积极“介入”加以催化融合而成的。因此，这种新质既蕴含着对传统文学特质的继承又是对它的超越。如果这种在否定中继承和在继承中超越处于正常的状态，那是不会出现大的波动或调整的；反之，则使新文学的运行出离既定规律，也将失去平衡，那就需要进行大的调整。当然，这种大调整仍是合乎螺旋式发展的规律的。　　况且四十年代文学呈现出向传统回归的趋向，究其原因是比较复杂

8、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民族危机。日本法西斯的大举入侵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于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不能不以强制方式，扭转现代中国文学沿着世界化与民族化互动规律运行的既定历史进程，迫使文学与中国人民一道去接受腥风血雨、烽火硝烟的考验，作家的价值观念、审美理想和行为方式在时代的感召和重压下岂能不进行自我调整?丹纳曾说，时代的趋向始终占统治地位，“企图向别方面发展的才干会发觉此路不通；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给艺术家定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