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的传承与革新：从言官到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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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角色的传承与革新：从言官到党报吴自力方英【摘要】本文认为在党报制度建立的诸多渊源中，有传统言官制度的影子。而党报的改革发展，完全可以从中吸取有益因子。..关键词言官；党报一、问题的提出尽管新媒体发展势头逼人，2014年10月23日，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仍启动了新世纪以来的第十一次改版。最近两年，由于微博、微信的强势冲击，纸媒士气普遍不振，此次逆势改版，正是《南方日报》在党报改革领域呼应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党报制度的建立，已经有60多年，中国社会和媒介生态早已天翻地覆，党报如何更好地履行使命？党报发展还有哪些改善空间？也许鉴古知今是一剂良方。当

2、前对党报的研究，窃以为有两大局限：一是在党报渊源的探究上，除了旁涉梁启超外，基本上是归因于马克思主义党报思想，尤其是列宁的党报思想。这当然没有错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制度的基石，当然是马列主义。不过，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也应考虑党报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国传统而突兀产生、发展。二是在党报制度研究上，作为中国党政制度架构中的重要一环，很少有研究者将党报和中国政治制度史联系起来一起考察。“在建国后党报被逐步纳入到科层制管理体系中来，并且延续了战时的管理方法，形成了半军事化、半科层制的管理体制和制度架构。特别是通过科层制，将党报管理人员和采编人员纳入到国家权力体系的

3、组织运行架构中来，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一部分”。而中国历史发展自有其内在理路，不可能完全割断传统。以笔者目力所及，罗韬在2014年9月4日《南方周末·副刊》上发表的文章《“言事两权分立”与四人帮的覆灭》，是目前仅见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这对本文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也提到，“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藉此，本文尝试打通学科界限，探讨传统言官和现代党报之

4、间的角色传承与革新，研究其对当前党报改革的启示。至于论证是否妥当，结论是否正确，还请方家不吝指正。二、党报和言官的异同党报制度和言官制度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就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说过：“报馆于古有征乎？”并列举了古代的“官报”和“民报”，所谓“官报”，就是“公卿大夫，揄扬上德，论列政治，皇华命使，江汉纪勋，斯干考室，駉马畜牧，君以之告臣，上以之告下，犹官报也。”请注意，这里的“官报”，并没有涵盖任何“邸报”或“报纸”的含义在内，而专指士大夫“论列政治”。这，正是言官的特权。言官和党报的话语权力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天下事非辅相大臣不得行，非谏官御史不得言”。

5、而这种所指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报纸是第四种权力”所能解释得通的。党报和言官一样，是行政体制的一部分，它经常表达公众意见，更多体现执政者意志。这也是党报的人民性和党性一度颇起纷争的重要原因。只有把党报制度放进历史的维度中，才能够真正理解党报的角色。一是在政治体制中，言官和党报不仅是言论机关，而且“口含天宪”，具有实实在在的舆论监督话语权力。作为帝王“耳目”官，言官言论的监督力度，足以将许多不轨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以宋代为例，宰辅动辄得咎，莫不是言官之力。“宋自雍熙以后，为平章、为参知、为密院、总百揆掌六师者，乍登乍降，如拙棋之置子，颠倒而屡迁。”党报一方面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要坚决

6、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另一方面，党报又要开展舆论监督。列宁指出：“我们的报刊应当成为鞭策落后者的工具，成为教育人们去积极工作、遵守劳动纪律、加强组织的工具。”1990年代，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风靡的背后，体现的不仅仅是舆论监督的力量，更主要的是被其监督后所带来的后果，起到了足够大的震慑作用。这种震慑，恰恰是权力的体现。和言官上谏君王、下劾百官不同，不同历史时期，党报的监督对象也有其历史变迁。在取得政权之前，1929年，中共中央决定创办内部讨论刊物《党的生活》，提出“不管是政治的、组织的、工作方法的，不管是同意中央的意见的还是不同意的，不管是批评其他同志的观点

7、或是自己个人的经验，都可以尽量在《党的生活》上发表”。时过境迁，1953年3月，中宣部就广西《宜山农民报》批评中共宜山地委一事，作出党报“不能不经请示擅自在报纸上批评党委会，或利用报纸来进行自己与党委会的争论”的决定，史称“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各级党委机关报的地位和定位，一直延续到今天。二是在政治职能上，捍卫主流意识形态，巩固执政地位，是言官和党报的共同职责。古代中国虽然没有“意识形态”一词，不过，无论五德终始，还是应天顺民，其实都是从意识形态的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