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轻徭薄赋”的由来及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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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代“轻徭薄赋”的由来及演变中国古代以农立国，从夏至清历经14个历史阶段，近四千年时间，赋税制度从无到有，逐步变革，前后历经以贡、助、彻法为主要内容的劳役地租制度，田租口赋力役制度，租庸调制，两税法，一条鞭（一条编）法等五个相对稳定、实行时间较长且以农业赋税为骨干的主流税制。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不少统治者不思节俭、穷奢极欲和冗员泛滥、战乱频仍，造成国家仅靠主流税种收入难以解决入不敷出的问题。为了增加收入，平衡财政，各个朝代在主流税制基础上都作了不同程度的附加，有时这些被称为“杂派”的附加超过甚至数倍于正课，形成了中国

2、赋税制度外长期加征的积弊，从而屡屡引发了忍无可忍的农民起义，导致改朝换代。为了缓解社会矛盾，历代王朝都试图通过改革农村赋税制度来减轻农民负担，巩固自身统治。但并税改制往往在若干年后，又出现种种“杂派”。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公元1610年～1695年）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揭示了这一现象，有学者称之为“黄宗羲定律”。清华大学秦晖教授在《“农民减负”要防止“黄宗羲定律”的陷阱》（《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1月03日）一文中把“黄宗羲定律”用公式来表示，即：两税法=租庸调+杂派王安石免役钱法=两税法+杂

3、派=租庸调+杂派+杂派一条鞭法=王安石税法+杂派=两税法+杂派+杂派=租庸调+杂派+杂派+杂派倪元璐税法=一条鞭法+杂派=王安石税法+杂派+杂派=两税法+杂派+杂派+杂派=租庸调+杂派+杂派+杂派+杂派地丁合一=……=租庸调+杂派+杂派+杂派+杂派+杂派通式：bn=a+nx。式中bn为经过n次改制之后的新税额，a为原始税额，x为杂派，n为改制次数。显然，这是个累进的算术级数。正是出于对这一“定律”的恐惧，明清时的一些县志便在《赋役志》之类章节里把过去已经归并的各种杂派名目不厌其烦地列出，并告诫“后之好事者切勿轻言归

4、并税则，以贻后患”。在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的研究中，“黄宗羲定律”问题值得高度重视。温家宝同志强调，我们一定要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为此，我们从本期开始，在“审视‘黄宗羲定律’”的专栏中发表翁礼华同志的一组文章，以提供历史借镜。——编者一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国击败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称雄的战国时代。秦王嬴政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为了便于控制，利于监督，以防叛乱，巩固政权，于是聚诸侯财宝于三辅，徙天下豪富12万户于国都咸阳，“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各重千石

5、，置廷宫中”。接着，秦始皇有五次出巡，封禅，望祭山川；修建宫殿，覆盖三百里；对外用兵，又筑万里长城。此外，还发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并遣人求长生不死之药。这样浩繁支出，财用耗竭，不得不增加赋税。秦代的赋税分为田租、口赋、力役三种。田租按亩计征“泰半之赋”，泰半即三分之二，也就是说税率高达66.7%。口赋是人头税，每口1000钱。力役的征收，更为严重。当时全国人口约2000万人，劳动力占40%，约为800万人，其中男劳力约400万人，而每年所征收的劳役起码不下300万人，占男劳力的75%。如骊山始皇陵，在嬴政即位后

6、即修建，统一六国后又征发刑徒70余万人继续建造，直到他本人葬入墓中为止，前后历时数十年之久。所以汉董仲舒说：“（秦）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造成全国“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通‘征’），犹未足以澹（通‘赡’）其欲也。”终于爆发了中国历史上首次载入史册的陈胜、吴广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二秦代沛县（今江苏沛县）泗水亭长出身的汉高祖刘邦夺取政权后，从秦王朝覆灭的历史事实中汲取了深刻的教训。开国之初就实行节省开支和减轻赋税并行的财税政策，这一政策基本上贯穿于

7、汉朝始终。《史记·平准书》说：“汉兴七十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汉初的田租十五税一，即税率6.7%，文帝时改为三十税一，即税率3.3%，还曾一度免除田租。景帝以后仍为三十税一成为定制。汉武帝（前140年～前87年）时，社会经济已获得恢复与发展，国力渐趋强大。武帝在加强中央集权抑制豪强的基础上，乃于元光二年（前133年）对匈奴改变和亲政策，实行战争防御，于是引起多次战争，支出了巨大的军费。同

8、时，对内大兴土木，广修水利，工程支出超过财力所能承受的能力。于是不得不在赋税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加重人民负担的政策。其内容有：一是加重对农民剥削，田30亩按100亩征收租税，口钱20改为23，7岁起算改为3岁起算，弄得贫困百姓杀死出生的婴儿；二是将铸钱、冶铁、煮盐、酿酒收归官营；三是由政府经营运输和贸易，即所谓“均输、平准”；四是向商人和手工业者征收财产税，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