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润镇与晖福寺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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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润镇与晖福寺纪略　　汉魏以来的李润堡和李润镇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名重一时的重要军镇和卫护长安的战略重镇，前秦、后秦、北魏和赫连勃勃建立的夏国都在李润镇派有重兵把守;李润镇也是关中西羌即李润羌(活动于今青海湖以东，甘肃临洮以西的羌人)的聚落中心和羌族战争的重要发生地。李润镇是著名战争典故六十里和六百里及盖吴起义的重要地区。前秦时期的战争文化明碑《广武将军碑》和《邓太尉碑》(修葺)立于李润镇故地，是研究汉魏以来及南北朝时期羌族等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资料。碑文内容显示李润羌对于两块碑的设立贡献突出。李润镇也是

2、北魏时期佛教文化发展的重地，建立于李润镇的佛教名寺晖福寺名重一时，晖福寺碑流传于后世，反映了关中羌族文化的发展水平。李润镇主要领有今澄城县、合阳县、大荔县北部以及蒲城县东北的永丰和避难堡(澄城县前身北徵邑故址)一带，其镇治李润堡位于现在的蒲城县永丰镇一带。　　一、李润镇与晖福寺　　李润镇是羌族文化中心。北魏太和十二年(488)羌人王庆时在李润镇北乡(今陕西澄城县北寺村)修建了规模宏大的晖福寺，开启了北魏关中建寺造像崇佛礼佛的先河，推动了关中佛教文化的发展。晖福寺也是北魏羌族佛教文化的标志性建筑。羌族

3、原信仰巫术，迁徙到内地以后改信佛教，后秦时期姚兴大力推行佛教，佛教乃在关中地区大盛，对关中羌民影响很大，羌人普遍信奉佛教。北魏从高宗文成帝开始一改太武帝灭佛的政策，于兴安元年(452)下诏恢复佛教，命州郡具造寺，许百姓出家，从前毁坏的寺院很快修复起来，又新建了一批寺院，晖褔寺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晖褔寺的建造者王遇(王庆时)具有双重身份，他是北魏政府的官员，而且是受到孝文帝及孝文帝祖母文明太后宠幸的官员。这三个人的共同特点是潜心礼佛，太皇太后，圣虑渊详，道心幽畅，孝文帝遐想虚宗，绍崇道教，

4、王遇也崇信佛法，在佛学方面很有造诣，这反映了在北魏社会上层佛教文化的兴盛程度，也是王遇建造晖褔寺的政治与文化基础。王遇还是西羌钳耳氏首领，其家族自晋世以来，恒为渠长，与雷、党、不蒙俱为羌中强族。钳耳氏和冯翊羌酋党道子、不蒙娥等均属于李润羌酋，参加或支持甚至领导反抗后秦、大夏、北魏起义斗争的，正是这些羌酋首领。《王遇传》载遇坐事腐刑，马长寿先生认为王遇的遭遇显然和拓跋焘的征服李润有关。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北魏宫刑一般多用于谋反大逆之子孙。由此可以认为遇坐事腐刑与拓跋焘诛杀李润叛羌有关。遭遇腐刑的王遇与

5、北魏政府采取了积极合作的态度，并且得到了孝文帝和文明太后的信任和重用，对北魏的佛教文化和建筑文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王遇先后主持建造了平城东郊的祗园精舍、武州山的镇国寺和护国寺石窟、方山永固陵暨思远佛寺等佛教文化的建筑。晖褔寺是王遇在自己家乡的杰作。《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记载了晖褔寺当年的盛况。王遇罄竭丹诚，于本乡南北旧宅上，为二圣造三级佛图各一区，他择形胜之地旌功锐巧，穷妙极思，建成晖褔寺。晖褔寺崇基重构，层櫩叠起。法堂禅室，通阁连晖。翠林渌流，含荣递映，蔚若灵椿之茂春阳，嵬若翔云之龙蒙氾。金仪

6、赫曜，彩绚光备，令人遗形忘返。晖褔寺的修建，反映了佛教在北魏社会广泛流行的盛况，也进一步推动了佛教文化在关中地区的发展，引领了关中地区建寺造像的社会风尚，在太和年间最初首创建寺造像题名之风的，就是出身于冯翊李润羌酋大姓的宦官工庆时(遇)。晖褔寺的建造，既迎合了北魏统治者上层鼓淳风以怀万邦，洒灵泽以沾九服的崇佛兴佛政策，也反映了羌族民众祈求安康和谐生活的社会心理。由此可以看出，崇信佛教是北魏社会实现民族融合的重要节点。羌族文化是少数民族中最为兴盛的文化之一，晖褔寺的建造，反映了羌族文化的发展水平和发展

7、程度。晖褔寺的修建以及由此引发的建寺造像题名之风，追根溯源，与李润羌和其他少数民族频繁的战争经历有密切关系。马长寿先生指出:造像的盛行是由国内阶级矛盾和部族矛盾所爆发的多年战争而发生的;各阶级阶层的人们在现实的政治、经济生活上得不到满足，因而希望释迦帮助，在来世得到快乐;从北魏太和年间到隋初所有造像铭文都反映这一点。崇信佛教是饱受战争磨难的各民族寻求心灵慰藉的文化途径，晖褔寺的建立，成为羌族民众敬佛礼佛的重要场所，李润镇也成为关中西羌的文化中心。民国前在澄城县设有晖褔乡，以志纪念。2015年2月15

8、日，笔者驱车前往澄城县赵庄镇北寺村(原属罗家洼乡)拜访10余年来潜心研究晖福寺的郑崇海老先生。郑老先生年逾古稀，对晖福寺碑和晖福寺有着浓厚的兴趣。退休以后致力于晖福寺碑、晖福寺的研究及晖福寺原貌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写有《晖福寺碑鉴要》一文，自费绘制了晖福寺原貌图和晖福寺重建的设计图纸，为晖福寺的重建奔走呼吁，拳拳之心，令人敬佩。郑老先生说:在初级社之前，晖福寺遗址尚存，几碌碡粗的柏树还有不少，文革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先后有台湾、日本和国内不少学者到北寺村进行学术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