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史专书词汇研究的一部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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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语史专书词汇研究的一部力作周祖谟先生曾指出：“词汇是构成语言的材料，要研究词汇发展，避免纷乱，宜从断代开始，而又要以研究专书作为出发点。又如清人研究古韵那样，先以《诗经》一书为起点，得其部类，然后旁及《楚辞》以相佐证，以确定韵部的分合，而后之人又从而逐渐加详加密，以臻完善。”[1]先秦时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时期，这时期的语言是汉语语言研究的基点，这个时期的语言研究充分了，既可以上探远古汉语，又可以下衔中古汉语的发展，从而带动整个汉语史的研究。两汉汉语是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的过渡时期，是汉语发展的重要时期。就汉语史词汇

2、研究而言，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系统的两汉汉语词汇研究成果问世。《〈论衡〉词汇研究》一书（徐正考、王冰、李振东著，吉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便是以《论衡》词汇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词汇学相关理论，试图探讨当时词汇发展总体面貌的力作。综观此书，胜义迭出，特点良多，今仅就此书发其菁华。一、以《论衡》为点，以点窥面蒋礼鸿先生在《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序言中说：“研究古代语言，我认为应该从横纵两方面做起，所谓横的方面是研究一代的语言，如元代。其中可以包括一种文学作品方面的，如元剧；也可以综合这一时代的各种材料，如元剧之外可以加上

3、那时的小说、笔记、诏令等。当然后者的做法更能看出一个时代语言的全貌。”[2]王锳先生在《唐宋笔记语辞汇释》的前言中就此谈了他的看法，他说：“纵横结合，熔各类体裁于一炉，这个意见无疑是中肯的。不过这应该是一个总体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个别的研究者尽可能侧重于某些方面，然后集腋成裘，汇溪流为江海。另外，在横的也即共时研究的具体做法上，似乎还应强调点和面的结合。这里所谓‘点’，指的是专书词汇研究。如能选择若干部时代确切而有代表性的作品，对其中的词汇现象进行全面的穷尽式的分析排比，整理归纳，这无疑会给词汇史的研究与大型辞书的

4、编纂打下基础。所谓‘面’，则是从一代或一个历史阶段的某一类或几类体裁的作品中去博观约取，作为专书研究的一种补充，以利于克服专人专著在词汇面上存在的局限。这样经过许多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汉语史词汇研究的这一段空白是完全能够较快地填补起来的。这一历史阶段新的语法词汇现象被挖掘出来之后，必将大大丰富传统训诂学的内容，并为发展普通语言学、词汇学的理论做出贡献。”[3]以上两位学者无疑为汉语词汇史研究提供了明确的方向。一方面，我们可以从“点”着手，即专书词汇研究；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面”着手，即从一个历史阶段的几类体裁作品中博观

5、约取，作为专书研究的一种补充。笔者认为做任何研究都应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渐积累扩散的过程，词汇史研究更是如此，只有将某个时代的某部专书研究好了，才能以此为点、为基础辐射到同体裁的或不同体裁的其他作品中。进而对那个时代词汇存在和发展情况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和论述。诚如董志翘先生所说：“以汉语史为例，我认为个人的研究必须从基础工作入手，从专书词汇研究逐渐扩展到专人词汇研究，再渐渐扩展到断代词汇研究，然后才谈得上整个汉语史的研究。”[4]（P421）徐正考等先生捃拾历史、文学和哲学价值为一炉的东汉王充《论衡》一书，并以此作为基础

6、，对其中词汇进行全方位的综合研究，力图以此为点窥视汉代词汇存在和发展的一个侧面，是一个极好的尝试。二、以《论衡》为体，具有较高语料价值《论衡》王充，东汉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和理论家。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卒于和帝永元中（公元89-104年）。王充所处时代，图谶符命、天人感应之说盛行，王充秉持天道自然的思想，以“疾虚妄”三字为思想线索，对当时的虚妄之说展开了猛烈的抨击，耗时三十年写出了这部哲学、文学和史学力作。论著所选用的语料犹如其底色与体制，选用语料是否合适决定了研究结果是否有价值。一般认为有语料价值的专

7、书应具备成书年代确定、能够反映或至少接近当时通行的口语，有较大词汇量且内容涉及面广等方面特点。而我们认为汉代以后的作品能够反映或者至少接近当时通行的口语这一特点尤为重要。先秦时代言文还是一致的，但从汉代开始，书面语便有了脱离口语的倾向。因此，汉代以后（包括汉代）的专书选取工作要充分考虑其反映口语的程度。王充所处的时代，很多文人作品“深覆典雅、指意难睹”，王充旗帜鲜明地反对“华而不实，伪而失真”的文风，主张文学贵在独创，力主使用口语、俗语。这种主张在《自纪篇》中表述得很清晰，这里不再赘述。由此我们可以确定《论衡》是能够反

8、映当时口语的。日本学者太田辰夫在他的专著《中国语历史文法》“跋”《尽信书不如无书》中，将中国古典文献分为同时资料与后时资料两大类。并说到中国古典文献大多为后时资料，经过转写转刊，这对我们进行汉语史的研究是不利的。这也就是说《论衡》一书如果在辗转流传中被人们做了大量改动，那么其语料价值便会大大降低。注意到了这点，依据是民国时期黄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