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资源开发与水资源保护相关利益主体的博弈

《煤炭资源开发与水资源保护相关利益主体的博弈》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1、煤炭资源开发与水资源保护相关利益主体的博弈　　中国是世界上人均占有水资源量较低的国家，而且各地的水资源分布非常不平衡。从含煤地区分布看，常常表现为多煤的地方缺水，多水的地方缺煤.据资料调查显示，全国约有90%的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干旱半干旱地区，这些地区的水资源仅占全国总量的19%.在全国101个国有重点矿区中，缺水矿区占71%,其中严重缺水矿区占40%.[1]　　煤炭资源开发为国民经济提供了强大的能源保障与动力支持。然而随着煤炭开采强度不断加大，地下含水层原始径流遭到深度破坏，使缺水矿区的供水更加紧张，甚至影响到矿区及周边环

2、境。在煤炭开采过程中，其受益者是使用煤炭的单位以及个人，政府是其利益代表。这样开采中就会涉及到各级政府、煤炭企业、水利部门及社区居民之间的利益行为。重塑煤炭开采中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煤矿开采对水资源破坏的补偿机制，确保生态系统稳健，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因此，本文基于理性人的研究视角，建立博弈模型分析煤炭资源开发与水资源保护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与博弈行为，透视水资源破坏的深层次原因，为构建以煤补水的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依据。　　一、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探讨煤炭资源开采模式，不可能绕开相关利益的协调问题。利益相

3、关者理论（StakeholderTheory）的提出最初源于19世纪。此后Freeman于20世纪80年代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完善。他认为，利益相关者就是那些能够影响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到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影响的个体和群体，并从所有权、经济依赖性以及社会利益三个不同的角度对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分类；[2]Clarkson（1994）提出，企业是由利益相关者组成的系统。它与社会大系统一起运作，为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创造财富或价值。[3]　　很显然，利益相关者理论是为了适应解决多方利益和目标平衡而出现的理论，各利益主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

4、这些诉求与组织目标的实现有着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然而各利益相关者毕竟都具有利己性，Friedman（2002）认为，利益的分配、冲突与解决应是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的重点，并进一步探讨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竞争、合作、协调与利益的均衡问题，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4]相比之下，），所获得的收益为采煤所带来的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即Cn;当水利部门不监督煤炭企业对水资源的保护行为，煤炭企业执行保护水资源政策时，水利部门的成本为0,收益为Rg,煤炭企业的成本为Cn,收益为0;当水利部门不监督煤炭企业水资源保护行为，而煤炭企业也不执行保水

5、采煤政策时，则双方的得益和成本分别为：水利部门的成本为0,收益为-Rg;煤炭企业的成本0,收益为Cn.　　假设水利部门监督煤炭企业采煤保水的概率为p,则不监督的概率为1-p;同样假设煤炭企业采煤保水的概率为q,则不保护的概率为1-q,各自的收益函数用矩阵表示，见表4.　　　　当水利部门监督检查的概率p一定时，煤炭企业在执行保水采煤政策（q）和不执行保水采煤政策（1-q）时的期望收益分别用Un1和Un2来表示，于是有：　Un1=p（R-Cn）-（1-p）Cn（1）Un2=p（Cn–F-M）+（1-p）Cn（2）令U

6、n1=Un2,则可以得到：P=2Cn/（R+F+M）。　　这表明当水利部门监督检查的概率小于2Cn/（R+F+M）时，煤炭企业会选择不执行保护水资源的政策；而当水利部门监督检查的概率大于2Cn/（R+F+M）时，煤炭企业会选择执行保水采煤政策。同时，当煤炭企业会选择执行保护水资源政策的概率q一定时，水利部门监督检查的概率p和不监督的概率1-p的期望收益分别为：Ug1=q（Rg-Cg–R）-（1-q）F-Rg-Cg（3）Ug2=qRg-（1-q）Rg（4）用以上的方法，可得：q=（F-Cg）/（F+R）。　　这表明

7、当煤炭企业会选择执行保护水资源政策的概率大于（F-Cg）/（F+R）时，水利部门的最佳策略为不监督煤炭企业的行为，而当煤炭企业会选择执行保护水资源政策的概率小于（F-Cg）/（F+R）时，水利部门的最佳策略为监督煤炭企业的行为。故水利部门应降低监督成本，加大对煤矿企业的处罚力度，有效提高水利部门监管的积极性。　　三、对策建议　　　　第一，加大对煤炭开采的监管力度。首先，地方政府要搭建一个方便、快捷的全国性水资源保护信息系统，通过该信息平台能够及时了解煤炭企业的开采行为，有效降低监管煤炭企业保水采煤的成本，增强对煤矿企业违规采

8、煤的处罚力度。此外还需要完善政府考核制度，将政府部门对排污企业的治理、督导情况与工作业绩挂钩，并进行考核，防止政府部门为了自身的一些经济利益纵容企业的不正当行为，进而相机收取罚金的结果出现，最大限度地为公众利益服务；其次，提高社会公众参与治污的积极性。公众作为区域环境使用权的拥有者，理应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