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行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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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朝“行事”考　　[摘要]“行事”是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一项特殊的设置，产生于东晋末年，在刘宋初年已出现相对固定的称呼。它除“行府州事”之外，还有“行郡事”、“行国事”等类型，与以前的“行某官(事)”及北朝的“行某州事”有明显的区别。“行事”是在南朝出镇宗王普遍年幼的情况下设置的，对出镇幼王兼有辅佐和防范的职能。“行事”的设置，对皇权具有两面性的影响。　　[关键词]南朝；“行事”；宗王　　　　“行事”和“典签”是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两项特殊的设置，长期以来，学界研究“典签”较多，对“行事”则很少专门探讨。严耕望先生曾对行事

2、的有关材料作过梳理，并指出行事因幼王出镇或刺史有事而设、多由府之上佐充任、是职而非官、与府主及典签常生矛盾等。另外，陈琳国谈了行事对幼王的限制作用，余行迈、魏向东将行事作为南朝特察制度的一部分作了概述唐春生考证了宋齐部分宗王不必依赖行事的年龄这些研究对了解“行事”颇有参考价值，但或以列举材料为主，或过于简略，故在此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南朝“行事”的渊源、初置、类型及任职特点　　　　一般而言，南朝的“行事”即“行府州事”的简称，而“行……事”这一称呼或任职方式并不始于南朝，在史籍中早已出现。如先秦时，传说蚩尤残暴

3、，“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舜被尧推举，“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卷1，五帝本纪)；周厉王逃走后，“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卷4，周本纪正义引鲁连子语)；鲁定公时，“孔子行相事”(卷33，鲁周公世家)；赵武灵王传位于其子何，“惠王(何)初立，行王事”(卷40，楚世家)。这时，“行”的范围还很狭窄，只限于天子、王、相等少数最高权位。至秦、西汉时，确立了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行”的范围也逐渐广泛。在中央，史书中常见的有行丞相事和行御史大夫事，如张汤“数行丞相事”卷59，张汤传)，曹窑、冯敬等曾行御史大夫事，另外，行太常事、行宗正

4、事、行廷尉事、行少傅事、行中尉事等也偶有其例；在地方，也开始出现“行”这一任职方式，如秦末赵佗曾行南海尉事、西汉翟方进曾行南阳太守事、王尊曾先后行美阳令事和京兆尹事。东汉时，“行”的事例进一步增多，明显的变化是出现了许多“行某将军事”，如行大将军事、行车骑将军事、行度辽将军事等，多与临时性的军事活动有关。　　三国两晋时期随着州郡县三级制的形成，开始出现“行某州刺史(事)”。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孙权以步骘行交州刺史，这是史书中关于行刺史的最早记载。此后至西晋末年，时局混乱，范阳王琥曾承制用苟唏行兖州刺史、阎鼎和苟

5、组曾先后行豫州刺史事。东晋时，又有慕容鱿行平州刺史、苏峻任命王舒行扬州刺史事的例子。这时还出现“行(某)州事”或“行州府事”的称呼。如晋惠帝时，交州刺史陶咸死，新昌太守梁硕“迎前刺史修则子湛行州事”(卷89，王谅传)；晋明帝时，宁州刺史王逊死，“州人复立逊中子坚行州府事”(卷81，王逊传)；晋安帝时，刘裕平洛阳，以毛修之“行司州事”(卷48，毛修之传)；徐道期攻陷广州，始兴相刘谦之讨平之，“仍行州事”(卷50，刘康祖传)。这种“行(某)州事”或“行州府事”与“行某州刺史(事)”并无实质的区别，只是中间没有刺史的名号。　

6、　南朝也有各种“行某官(事)”，其中的新变化，无疑是地方行政制度中“行事”的设置，而这一设置可上溯至东晋末年。《宋书》卷5《文帝纪》载，晋安帝义熙六年(公元410年)，“卢循之难，上(刘义隆)年四岁，高祖(刘裕)使谘议参军刘粹辅上镇京城”。这是一项特殊的任命，京城(即京口，今江苏镇江)是当时徐州刺史的治所、北府兵的根据地，刘裕讨伐桓玄就起兵于此，驱逐恒玄后长期担任徐州刺史。义熙六年，卢循起义军直逼建康，刘裕忙于应付，而根据地不能动摇，所以安排第三子刘义隆坐镇京口。当时刘义隆只有4岁，显然无力担当镇守的重任，刘裕于是安排

7、自己中军府的谘议参军刘粹为辅佐。这一任命实际上开启了一种控制地方的新模式，即当权者(当时是刘裕)任命自己的家族成员担任地方的最高军政长官，而当这些家族成员因为年幼或其它原因不能处理政事时，则只是充当权力的象征，实际权力由僚属掌握。随后，这一模式得到普遍的应用。如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刘裕灭姚秦后从长安返还，以第二子刘义真为雍州刺史，以王修为长史，“委以关中之任”(卷61，庐陵王义真传)；十四年(公元418年)，刘义隆任荆州刺史，西镇江陵，“太祖(刘义隆)未亲政，政事悉委司马张邵”(卷63，王华传)；元熙二年(公元

8、420年)，刘裕从寿阳到建康登基，以第四子义康为豫州刺史，留镇寿阳，以刘湛为长史，“义康弱年未亲政，府州军事悉委湛”(卷69，刘湛传)。　　刘宋建立后，这一模式延续下来，只不过上面所说的当权者变成了皇帝，家族成员变成了宗王，而那些辅佐的僚属则逐渐有了一个新的称呼——“行府州事”，简称“行事”。刘宋时，对辅佐的僚属还偶尔称“众事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