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政策的事实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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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严打”政策的价值分析和合理定位07刑法200710520067尚佳摘要：严惩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是各国刑事司法实践的一种通行性做法。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是党中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惩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刑事政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严打”政策在我国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但是对“严打”政策在犯罪预防中的作用不应过高估计，“严打万能论”是不切实际的，也是非常有害的。因而在这里有必要对“严打“政策进行理性的分析和合理的定位。关键词：“严打”刑事政策“严打万能论”合理定位所谓“严打”，是指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

2、从重从快”是“严打”的基本要求和核心内容。“从重”是指适用较重的刑种或较长的刑期；“从快”是指集中力量发动战役，追求的是速度、效应。说及“严打”，我们不得不提及刑事政策。一般来说，刑事政策是指国家或执政党依据犯罪态势对犯罪行为和犯罪人适用刑罚和有关措施，以期有效地实现惩罚和预防犯罪目的的方案。“严打”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惩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刑事政策，是执政党在一定时期依据严峻犯罪态势所作出的策略上的选择，因而“严打”属于刑事政策的范畴。关于“严打”的地位和作用，学术界和司法实践中曾经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一是“严打”取消论。认为，一

3、味地实施“严打”，重施刑罚，不符和刑罚经济原则，不利于保障人权，有失司法公正，不利于对犯罪分子的打击。二是“严打”认同论。认为，“严打”是社会转型时期严峻犯罪形势的要求，是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需要，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也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预防犯罪的需要，并且严惩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是各国刑事司法实践的一种规律性做法。三是折衷论。认为，现在的“严打”不规范，应将其内化或规制于刑事法制系统中，通过自身机制的运行自觉启动和开展，使之具备更加科学的理念和程序。笔者认为，任何一项刑事政策的出台，都是针对特定时期特定的犯罪情势作出的，都有其产生的思想和社会基础，都是基于

4、现实的需要。评价“严打”刑事政策是否合理，应着眼于它产生的社会背景，不能因为在严打过程中出现问题和不足而全盘否定“严打”政策的合理性和价值。一、“严打”政策的事实根据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开展了三次“严打”专项整治斗争，即1983年的第一次“严打”、1996年的第二次“严打”和2001年的第三次“严打”，每一次严打都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1、1983年“严打”的社会背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社会由封闭转向开放，引起了社会道德、价值观念、利益结构的倾斜、失落和变化，再加上社会控制力的急剧减弱，从而使犯罪活动进入高发期。据资料统计，1978年

5、我国的刑事案件立案数为53.5万余起，1979年增长为63.6万余起，1980年增长为75.7万余起，1981年高达89万余起。这种严峻的社会治安现实成为1983年“严打”的最直接的“催生婆”。2、1996年“严打”的社会背景：1992年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转型期。随着经济的发展，新的犯罪高峰出现，整个90年代的发案率一直高居不下，是80年代前半期的8倍，到1995年达到顶峰，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立案的数量超过150万起，重大抢劫案件增多，接连发生犯罪分子以金融单位、运钞车、珠宝行为目标、持枪抢劫巨额财物的恶性案件。3、

6、2001年“严打”的社会背景：党中央、国务院基于“当前社会治安面临着相当严峻的形势，不少地方的人民群众没有安全感”，在北京召开了启动第三次“严打”的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的社会治安形势，认为“现在刑事案件总量上升，危害增大。爆炸、杀人、抢劫、绑架、投毒、拐卖妇女儿童等严重犯罪活动猖獗，特别是一些地方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危害一方。入室盗窃、扒窃、盗窃机动车等多发性案件居高不下，污染社会风气。各种治安灾害事故不断发生，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严重。”重点打击三类犯罪：有组织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和流氓恶势力犯罪；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

7、盗窃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性犯罪。犯罪学研究表明，犯罪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阶级对立，还存在着利益冲突，就不可能根除犯罪。正如迪尔凯姆所指出的，犯罪不仅见于大多数社会，不管它是属于哪种社会，而且见于所有类型的所有社会。不存在没有犯罪行为的社会。但是一个社会的犯罪情势不是禁止不变的，而是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犯罪变迁是制定刑事政策的主要依据，它直接影响着国家在刑事政策上的选择，只有根据犯罪变迁的情况及时调整刑事政策，才可以有效地发挥刑事政策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当一国的犯罪率没有超过社会所能容忍的限度时，往往通过

8、正常的规则和程序就可以保障正常的社会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