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刑事政策的理性审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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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严打”刑事政策的理性审读　　没有犯罪就没有刑事政策。犯罪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产生什么样的刑事政策。就“严打”刑事政策而言，没有犯罪状况的严重性也就没有“严打”产生的现实合理性。[1](P56)“十年内乱”的后遗症之一，就是滋生了一大批犯罪分子，这些犯罪分子活动猖獗，破坏社会治安，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在一段时间内，我们还没有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相当大的一部分犯罪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严重地扰乱了社会治安秩序。同时，在刑事犯罪中70—80%左右是青少年犯罪。严峻的客观形势，迫使人们不得不开拓视野，寻求新的犯罪对策。依靠全社会力量，采取多种手段预防犯罪，治理罪犯，

2、教育青少年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实践活动。作为这种新的犯罪对策思想的初步总结，集中概括在1978年中共中央批转的《第三次全国治安工作会议纪要》和中共中央1978年制定的58号文件，这两个文件首先提出了新的犯罪对策思想的一些基本原则。1981年中央召开的京、津、沪、穗、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上，对新的犯罪对策思想做了高度的概括，在《会议纪要》中明确提出了“全党动手，实行全面‘综合治理’”这一新时期的刑事政策。同时对这一刑事政策做了较详细的阐述；对于极少数杀人犯、放火犯、抢劫犯、强奸犯、爆炸犯以及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惩处；对于大量的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人

3、，既不判罪劳改，也不送去劳教，而是要依靠全党、依靠全社会力量，加紧进行教育、感化、挽救工作，预防犯罪；对于一部分现行刑事犯，根据轻重，区别对待，该劳教的劳教，该逮捕的逮捕，该判刑的判刑。1982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中再次肯定和强调了“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全党动手，认真落实‘综合治理’”的方针，同时指出综合治理的中心环节是青少年教育，综合治理要发挥各方面的作用，要采取思想的、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各种措施和多种方式。应当说，这一时期面对严峻的治安形势，我国已经提出了完整的刑事政策，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总政策和“两极化”政策(一方面对少数严重

4、刑事犯罪分子依法从重从快予以惩处；另一方面，对大量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人既不判罪劳改，也不送去劳教，而是着眼于教育、感化、挽救)，并在实践中予以执行。但由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刑事政策本身的不成熟和过于粗疏，人们并不能把握和理解，又由于它生长的土壤和条件不具备，因而，在这一具有时代意识和与国际接轨的刑事政策产生后，人们并不适应。同时，由于对刑事犯罪的危害性认识不完全一致，实行“严打”的方针思想不够统一，有的人犹豫不决，有的人担心与依法办事相冲突，有的人担心出现新的冤假错案，对刑事犯罪分子心慈手软，以致打打停停，摇摇摆摆，零打碎敲，软弱无力，从而出现了“坏人不怕法，好

5、人怕坏人”的不正常状况，导致刑事犯罪活动越来越猖狂。据公安部统计：1980年全国立案75万多起；1981年89万多起；1982年74万多起。1983年头几个月案件继续猛烈上升，虽然后四个月开展了“严打”战役，发案大幅度下降，但全年总数还达61万多起。如果计算上大约30%至50%的“隐案”，那么，这几年的实际发案数要比统计数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同志及时作出开展“严打”的战略决策。结束了几年来打击刑事犯罪徘徊不前的局面。从1983年8月起，全国开展了持续3年，分3个战役的统一行动、集中打击。这一场“严打”斗争，在明确的思想指导下，步调一致、行动迅速，效果非常显

6、著，治安形势迅速改观。群众获得广泛的安全感。1984年全国立案数为51万多，1985年全国立案数为54万；1986年为54万多。[2]应该说，“严打”刑事政策的提出并实施，对于维护当时非正常的社会治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法治经验不足是实行“严打”的决策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领导全党坚决拨乱反正，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提出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战略决策，在短短的几年内，先后制定了《宪法》和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试行)》在内的大量法律、法规。但法制建设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方面，“我国的

7、法制还不够健全、不够完备，有待于今后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需要，根据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不断加以完善”。“不可能一下子就是成套设备”(邓小平语)。另一方面，“现在，不但有不少群众，而且有不少共产党员，包括一些负责干部，对法制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在一些方面仍然存在，已经制定的法律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遵守和执行”。[3]同时，在政法机关内部还不善于运用法律武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我们的一些干部，由于学习不够，对各种法律、法令理解不深，工作中缩手缩脚，以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4]，有的同志错误地把法律的稳定性看作是绝对不变的，或者把“罪刑法定”看

8、作是“罪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