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八二宪法：中国宪政的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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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读八二宪法：中国宪政的真问题2013-05-27  田雷 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研院副教授    在八二宪法而立之年的历史性时刻，我们应当树立对自己宪法的信仰，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经由宪法实现社会进步的救赎希望，才能保持对自己宪法的忠诚和热爱。因此，八二宪法三十周年之时，对于宪法的研究者来说，更应该是中国宪法理论重新出发之刻。宪法司法化与宪法学司法化    在一些宪法研究者看来，我们的八二宪法从来没有“立”起来过。当我们将美国的1787年宪法称为一部“活宪法”时，我们的言下之意就是八二宪法并未能“活”起来，或者说它一诞生就进入休眠状态，

2、需要一种司法化的机制将其唤醒，因此就有了弥散在当下宪法学界的一种失败论调：宪政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实际上，八二宪法不仅自身已经成功，而且在这部宪法之下还发生了中国崛起的故事。因此，失败论必须解释：一方面，宪政被设定为一种理想的政治形态，中国虽有一部看上去很美的宪法，但距离宪政还有一段距离；另一方面，虽然我们还没有“宪政”，但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却取得了那些宪政国家所无法想象的社会经济成就。在当下，通行的论述策略是将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成就进行切割处理。我们现在经常可以碰到这种论调：中国虽然有了经济意义上的崛起，但如果不能实现宪政

3、，现在的成绩就终将烟消云散。    但本文认为，简单的切割无法取代艰巨、严肃和体系化的学术建构工作。宪法研究者只要抛开那些充斥着傲慢与偏见的有色理论眼镜，跟随常识和逻辑来观察我们的实践，就应当承认，我们在八二宪法治下的三十年内至少是做对了一些什么，否则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绩。由此出发，我们应当同意，宪法学者应该从实践出发去发展理论，而不是用未经反思、缺乏根基的理论来规定实践，也不应总是动辄以独立性为由来进行碎片化的批判。    由于中国“有宪法，无宪政”这一学术迷思，宪法学内部弥漫着一种“预备”宪法学的心态。有时候，宪法学者会“自嘲”为屠

4、龙术的演习者。但中国宪法的研究者或许未能意识到一种更为隐蔽的破坏作用：我们已经失去了对自己研究议程的控制力。长期以来，我们的前沿研究看似追随欧美宪法学在当下所讨论的话题，却很少自觉思考如何回应中国宪政实践所提出的问题、所取得的进步和所陷入的困境。当然，信息传播技术的跃进也极大地降低了这种“前沿”研究的成本，同时让我们的宪法论述更碎片化、即时化，很多时候无异于新闻摘要或简报。    在纪念八二宪法三十周年的时刻，宪法研究者应当在内心深处生出一份厚重的历史感。但很多时候，中国宪法研究所欠缺的就是这种历史感：我们只是在消费八二宪法，自己却并没

5、有生活在这部宪法中。预备心态让我们向前看，学习心态让我们向外看，我们从一开始就是站在八二宪法之上和之外来旁观中国宪政实践。    在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十多年过后，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宪法并没有司法化，但我们的宪法学却基本上被司法化了。司法化的范式一方面遮蔽了由现实政治所提出的、应予理论回应的真问题，另一方面认定中国的宪法问题应当得到一种“司法化”的解决，否则就是“反宪政”的，而无视司法化在八二宪法体制内本身即可能是反宪法的。我们应当承认，人类宪政的历史尚未终结，中国一部分反宪政理论的政治实践，并不是折射出中国距离理想宪政形态的距离，而是为

6、中国宪法的研究者提供了由实践去检验理论、发展理论的学术富矿，但真正开掘这一矿藏，就要求我们摆脱理论前见的桎梏，直面事实本身，进入八二宪法的实践。在此意义上，需要“立”起来的与其说是中国宪法，不如说是中国宪法理论。    八二宪法也被称为邓小平宪法，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中国宪法。宪政的两个维度宪政是什么？    我们必须首先回答这个问题，从而避免不必要的学术争议。很多时候，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研究者来自规范宪法学还是政治宪法学的阵营，因为宪法必定有其规范性，同时也有其政治性。高全喜教授近期曾提出政治宪法学内部的左右之争，但这也并非问题的关键：因

7、为对于宪法而言，我的“左”或“右”是不重要的，真正的宪政主义者只能对宪法忠诚，而不应将自己的道德理想和价值偏好混入宪法中，他们只能发现“宪法中的最好”，而无权单方面推行“最好的宪法”。因此，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定义宪政。    中国有宪法但无宪政的迷思来,一种舶来但被认为普适的宪政观，即将宪政理解为司法审查或者宪法的司法适用。也就是说，当且仅当有一种司法性的机构进行宪法解释并有权宣告违宪立法无效时，宪政才得以确立。本文没有必要批判这种司法化宪政的范式，但如果“这就是宪政”的话，中国确实还没有宪政。而就我的判断而言，这种韦伯意义上的自动售货

8、机式的宪政设计，我们的宪法问题从入口处输入，在出口处即得到解决，一方面是对欧美国家宪政发展史的误读和浪漫想象，另一方面也不适当地简化了中国宪政问题，事实上，宪法审查在中国体制内可能并不能解决宪法问题，它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