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年间《大明律》编纂与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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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洪武年间《大明律》编纂与适用 　简介：柏桦（1953-），男，北京市人，南开大学法学院及周恩来政府学院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硕士，历史学博士，文学博士；卢红妍（1970-），女，河南济源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学院博士生。洪武年间《大明律》编纂与适用  　　：明代在“常经”之法与“权宜”措置并用的情况下，法律出现多种形式，确实有“聿新一代之制作，大洗百年之陋习”的特点，不但较之前代法律多有创新和发展，而且使古来律式为之一变，既强化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也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关《大明律》编纂，以前多以《明史·刑

2、法志》所讲吴元年、洪武六年、洪武二十二年，洪武三十年为编纂经过，而实际上还有洪武九年、洪武十八、九年律存在。考证律的编纂经过，探寻其发展变化，对《大明律》的形成就会有比较明确的认识，而探讨《明律》制定与当时适用的情况，更是了解洪武一代法制情况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大明律；律令；大明律直解；大明律诰  　　：DF092：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2.02.02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万方，君临天下，慨彼前元纪纲沦替，彝遵倾颓，斟酌损益，聿新一代之制作，大洗百年之陋

3、习。始著《大明令》以教之于先，续定《大明律》以齐之于后，制《大诰》三编以告谕臣民，复编礼仪定式等书，以颁示天下，即孔子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之意也。当时名分以正教化，以明尊卑，贵贱各有等差，无敢僭越，真可以远追三代之盛，而非汉唐宋之所能及矣”［1］。  　　这是明人颂扬朱元璋在法律方面的建树，认为立法超过汉唐宋。朱元璋深知国无法则不立，于法律之事非常关心，在位31年期间，亲自过问与参与了《大明律》的编纂，前后颁行至少5次，最终完成《大明律》定本。朱元璋的立法气势也是前无古人的，他声称：“凡我子孙，钦承朕命

4、，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负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将孚佑于无穷矣！”《明太祖实录》卷82，洪武六年五月壬寅条。因为“祖制”不能够被擅自更改，子孙改者则废弃不置，官员改者则夷其九族，所以经过朱元璋勒定的《大明律》终明代而不改，而清代又大体延续，成为实施500多年不变的根本法。  　　关于《大明律》的编纂经过，目前学界多依据《明史·刑法志一》“盖太祖之于律令也，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的记载，认为其从草创到定型，历时三十年，其中涉及吴元年（1367）、洪武六年（13

5、73）、洪武二十二年（1389）、洪武三十年（1397）等4个阶段，而对1373-1389年间修订律的情况少有论及。对于此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吴彰健［2］、国内学者杨一凡、徐晓庄等参见：杨一凡：《明太祖与洪武法制》载《中国法制史考证续编》第13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洪武三十年<大明律>考》载《学习与思考》1981年第5期；《<大明律>修订始末考》载《政法论坛》1990年第2期；徐晓庄：《<大明律>之特点琐谈》载《天中学刊》2006年第3期；《<大明律>论》载《天中学

6、刊》2001年增刊第1期；《<大明律>与中华法系“自首”制度》载《天中学刊》2005年第1期。此外还有俞美玉：《刘基与<大明律>刍议》载《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陈戍国：《<大明律>与明代礼制以及相关问题》载《湖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张伯元：《<大明律集解附例>“集解”考》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王振安：《从<大明律>的制定看朱元璋的法制思想》载《新疆社科论坛》1991年第6期；张显清：《从<大明律>和<

7、大诰>看朱元璋的“锄强扶弱”政策》载《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都曾经提到过洪武十八、九年行用律，而对洪武九年胡惟庸修律也有所涉及，但都语焉不详，究其原因，都是因为没有完整律文存在，但考证修律的经过，这段时间是至关重要的。  　　一、吴元年律令吴元年（1367）律令，是以左丞相李善长为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傅瓛、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等28人为议律官的法典编纂班子完成的，因为是当年十二月颁行，次年便改元为“洪武”，所以又称洪武元年律。  　　早在1356年，朱元璋刚刚当上吴国公时，便设立提

8、刑按察使司。1357年则采取大赦的形式，将在狱的罪囚赦免。1358年春，又命提刑按察司佥事分巡郡县录囚，所依据的还是元代法律，凡是笞刑都释放，杖刑减半，重囚杖七十，赃罪免于追赃。对于这种行为，当时左右劝说：“去年释罪囚，今年又从末减用。法太宽，则人不惧法。法纵弛，无以为治”。而朱元璋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