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历史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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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历史态度洪子诚先生主编的教材认为，“五四”新文学的多样化到了“延安讲话”后形成一个大断裂，导致了“一体化”。然后经历了从“文革”时的“高度一体化”再到80年代的“多样化”的过程。我的叙述与此不同。我认为中国新文学虽然道路曲折，但是一个连续的整体，而从“五四”到革命文学、到“讲话”，更深刻地展现了中国现代性发展的曲折历程，展现了中华民族现代复兴的深刻历程，更体现了这种连续性。当代历史的叙述过去有一个缺点，看起来就好像是后一任总是看不起前一任，后人总是要通过否定前人来抬高自己，以为历史总是从自己、从当下才开始。不单作家是这样，甚至表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社会

2、的普遍认识也是这样。就好像说孙中山排斥了孔夫子，毛泽东否定孙中山，1980年代开始就必须排斥毛泽东，一代一代下来都情不自禁要这样搞。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特殊的、乃至变态的当代历史叙述模式。王希教授写过美国宪政史的巨著《谈判与妥协》，这本书我们北大出版社也翻译出版了。王希的导师是方达，美国史学会的主席。王希有一次跟我谈中国的当代史叙述与美国的不同，我听了之后有很大感慨。他说在美国史的叙述里，美国的每一届领导人好像都是伟大光辉正确的，没有一任是有问题的，只有我们总是喋喋不休说自己的前人有问题、不争气。当年胡适解释日本侵华时竟然说，我们今天的一切问题，都是由于我们的祖宗不争气造成的。与

3、这种叙述不同，我还是说我们的历史是一体化的，是连续的，这特别是说现代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通过几代人连续性的、承前启后、艰苦卓绝的奋斗，取得了非常伟大的成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对待中国现代史的基本的看法、基本的态度。而这个伟大的成就，用杨振宁的话来说就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有两件事情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一个就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由衰落走向复兴。我们今天依然处于这个空前的历史状况之中，我们今天是这个伟大复兴的受益者，不是受害者。当然，现代中国内部人多地少，外有帝国主义，这是一个基本条件和基本状况，我们不能离开具体的条件发议论，我们的基本条件与美国有天壤

4、之别，在这样的状况中奋斗、求生、谋发展，产生一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不必指责来指责去，更不必像祥林嫂那样喋喋不休。比如，我们说十七年乃至“文革”期间，出现了许多的问题，说我们的文学、电影不够自由、很不开放，这当然是部分的事实，但是大家同时也应该知道，到了1966年的时候，中国的电影观众，比1949年增加了900多倍，以前是没有什么人看电影的。而且，即使对于十年“文革”这场灾难，我们作为后来者，首先应该学会从这场灾难中、从这个错误和挫折中，汲取经验和教训，而不是简单地把历史妖魔化。批判地对待我们的前人，不等于简单地抛弃自己的历史，如果那样，我

5、们不但会丧失历史的记忆，而且同样会丧失对于未来的想象。我们必须明白：前人的奋斗和努力本身会伴随着挫折和灾难；我们自己要奋斗下去，也同样会有牺牲，同样也会犯错误，如果头脑不清醒，我们也会犯更大的错误。薄一波老人在《70年奋斗与思考》这本书中谈到，文化大革命起源于毛泽东的一个思路，即毛主席认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民主制度建设仅仅靠一批国家公务员、仅仅靠一批媒体来实行管理和监督，这是不行的，而主要应该靠人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我管理，这就是马克思所谓巴黎公社的模式和原则。薄老说，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理论本身还是值得我们批判和思考的，我们不能因为“文革”搞糟了，就说马克思全都错了。习仲勋、

6、刘源（刘少奇主席的儿子）也阐述过相似的看法，我觉得他们作为那场灾难的主要受害者，却表现出非常博大的历史情怀，他们把个人的灾难，变成了思想的财富。你看现在台湾的民主，它基本上选来选去还是这些公务员，那些政客，还是媒体大战，老百姓不过是跑龙套的。陈水扁选举的时候说得好听，一选上他，他如此贪污腐败，“红衫军”百万人自我组织起来，也拿不下他，欧美其实也是这样。我有一些台湾的朋友，他们对台湾现在的政治状况很失望，认为还是要靠民众自己组织起来，靠民众自治才能解决问题，靠政客是不行的，媒体不过是造势的利益集团，也不行。台北中央研究院的一位朋友读了薄老的书，非常感动而受启发，联系到台湾的情况

7、，他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面对着现代民主管理的困境，尝试着使现代政治由“党派政治”转向“群众自治”。尽管这种尝试失败了，但提出的问题却是深刻的。起码对于今天在台湾思考现代民主问题的人来说是有用的。所以真正有价值的学术问题是：在现代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中，群众的自我管理和自我组织这种方式是否可行？群众能不能自己管理自己？从党派政治转向群众自治是否可行？这是十年“文革”给我们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反过来，如果说要汲取“文革”的灾难和教训，那么人民群众如何自治、能否自治，首先就应该是我们这些所有的人民群众从“文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