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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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思考【内容提要】中国当代文学应包括大陆文学、台湾文学及香港与澳门文学三个组成部分；中国当代文学史是19世纪末开始、至今尚未结束的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漫长而又曲折历程中一个短暂而特殊的阶段。文学史写作应避免“历史补缺主义”、“历史混合主义”、庸俗技术主义的倾向，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进行考察，以求准确地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历史特征。中国当代文学史走了一条“之”字形的复杂道路，有三个贯穿始终、影响巨大的问题，分别为：文学工具化与文学自觉，文学的“民族情结”与文学的世界眼光和启蒙意识，作家的精神状态与人民大众的精神生活。【

2、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非历史倾向/历史定位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当代文学”这一提法开始出现在大学教材和有关论述中。当时它的所指有三：一是文学的时段性，指1949年以来的文学；二是文学的政治性，指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中国文学”，又叫“社会主义文学”；三是文学的地域性，仅限于大陆的文学。80年代以来出版的多种《中国当代文学史》，虽然结构框架与价值判断各有不同，但大都延续着这一视角。事实上，只要不是单纯从党派和政治的视角，而是从文化、语言、民族的统一性来考察和阐述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就不应仅仅局限于大陆的文学，而应包括大陆文学、台

3、湾文学及香港与澳门文学这三个组成部分。这不仅因为上述三个文学“板块”从文化、语言、民族的统一性（同一性）来说有着有机的内在联系，更重要的是，当中国文化接受外来异质文化的挑战而做出历史性的回应时，从国人民族意识与现代意识的交叉、起伏，文学的进退、得失，都可看出它们有着那种发自文化之根的相通之处。特别是1949年之后，大陆、台湾两地文学运动与文学思潮，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在文学现代化的曲折历程上，在作家思维模式和文学观念的转变上，虽有轻重缓急、先后次序之异，但却有着耐人寻味的相似之处。另外，即使从非常具体的作家作品来说，也难以将中国当代

4、文学的三个“板块”完全割裂开来。例如，有不少作家在1917〜1949年的现代文学史上都是有其历史的一席地位的，不能因为去了台湾就不算中国作家了。如果承认他们是中国作家，为什么不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如果当代文学只讲大陆，那么两者的文化同一性就难以说清。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一国文学三个“板块”的格局也不是1949年之后才从天而降的，它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的延续。人们不会忘记，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从地域上说，中国现代文学就是由三个“板块”构成的：一块是以重庆、桂林、昆明为重要基地的所谓“国统区文学”；一块是北京、上海、南京、东北三

5、省等“沦陷区”以及香港、澳门等外国势力统治区的文学；还有一块就是以延安为中心的所谓“解放区文学”。1949年以后的大陆文学，就是“解放区文学”的直接延续与发展。当年的所谓“国统区文学”，由于国共两党合作的破裂而产生分化，一部分作家加入了“解放区文学”的队伍，一部分作家随国民党入台，形成了新一阶段的“国统区文学”即台湾文学。大陆的“沦陷区”1945年被收复，1949年被“解放”，但“沦陷区文学”的某些历史文化特征（如殖民地文化观念下的商业性、媚俗性以及爱国主义、民族情结文学表达的特殊性等）在港澳文学中得到延续。如果承认这一事实，就应该承

6、认，“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视野应该摒弃单纯从党派和政治的视角来考察与解释文学史现象的原则，突破多年延续的“社会主义文学”一元的狭窄思路，从文化、语言、民族等角度综合考察这一历史时段的文学现象，从而将大陆文学、台湾文学、港澳文学统一纳入评述的视野。如果说这是从横断面、地域间的联系与区别，体现出文学史的历史感的话，那么，从纵向的、时段间的联系与区别来给“中国当代文学”一个历史的定位，则更是文学史编写不可或缺的一种历史感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从文学史的“长时段”来说，它只是19世纪末开始、至今尚未结束的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漫长而又曲折历程中一个短暂

7、而特殊的阶段。我们站在“现在时”的立足点上，可以命名1949年以来这一时段的文学为“中国当代文学”，然而，在未来（比如设想半个世纪之后）的文学史著作中，它将不可能再这样被命名。但这样的“史段命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不失历史感，准确地把握住这一史段的根本特征与历史定位。恩格斯很赞赏黑格尔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认为这是他的独到之处。这种“历史感”就是认为“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能够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联系中来处理材料①。我们在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的根本特征与历史定位时，为了真实地描绘出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先”与

8、“后”，使历史“链条”中的各个环节合乎逻辑地衔接起来，就必须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这个价值判断的标准，就是人、社会和文学的现代化。也就是说，我们应把近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学放在整个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