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历程及其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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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历程及其文化意义任何哲学都是与其所隶属的民族及其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中国的哲学之实作为探讨天道人道及其关系的学问一直在所谓经学和子学的形式下存在,拥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思维方式和哲学形态，因而中国哲学史也一直在综合性的学术史或思想史中演变与发展。然而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出现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华民族面临着亘古未有的巨大危机。自中国被纳入世界体系之后,一些学者开始通过深入了解西方学说,反思中国的固有文明。他们企图从中国传统学术中去寻找答案,并以新的学术视野来整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进而，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哲学史研究也经历了由自发到自觉的发展历程。一、中

2、国哲学史研究的自发到自觉：以西解中研究范式的确立1902年2月，梁启超发表《论学术势力左右世界》。他说：“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梁启超对于学术在国家进步、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如此推崇,他所谓的学术有何所指呢？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梁启超所谓的学术并不仅仅指哲学,而是包括天文学、政治学、理财学等在内的所有西方近代的学科部门。这说明梁启超并没有自觉地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这也与中国历史上哲学一直以经学和子学的形式存在的传统有关。但是通过对培根、笛卡尔的推崇,他已经自发地表达了对于哲学的重视

3、。梁启超对二人之哲学在近代西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评价很高：倍根、笛卡儿之哲学将中世纪以前数千年来学界之奴性，犁庭扫穴，靡有孑遗，全欧思想之自由，骤以发达，日光日大，而遂有今日之盛。故哲学家恒言，二贤者，近世史之母也。梁启超植根于中国的儒家传统，同时又广泛接触到西方近代的学术思想。他在西方近代学术思想的影响下整理中国古代思想，产生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清代学术概论》等学术名著，把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老学、佛学等各家学说及其历史变迁都纳入其研究范围之内。我们可以看到，这两部书已经基本摆脱中国传统学术史研究仅仅局限于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儒家经典及其注疏的研究的桎梏。梁启超在研究对象上开辟了新

4、的天地，而他的著述方式同样具有开创性的价值。他借助于佛典所谓“生、住、异、灭”来描绘时代之思潮的发展变迁。生住异灭即代表了启蒙、全盛、蜕分、衰落期四个时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即是按照这样一种逻辑,将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的学术思想及其衍化历程呈献给读者。梁启超的学术史研究在学术视野上开辟了新的天地，并且采用与古代截然不同的著述方式，实可以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先驱。胡适说：“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整理中国久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不过,梁启超仍属于中国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接受系统的西方哲学的训练,所以他并没有自觉地从事哲学史的研究,这两部名著也不能称为近代哲学史著作

5、。对于此,梁启超寄希望于后来者：将来必有一派学者焉，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将旧学分科整理，撷其粹，存其真，续清儒未竟之绪，而益加以精严，使后之学者既节省精力，而亦不坠其先业;世界人治“中华国学”者，亦得有藉焉。所谓“最新的科学方法”，在当时来讲就是西方哲学的方法。进入20世纪以后“哲学”概念传入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及学科体系建立，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产生了一批受到系统的西方哲学训练的知识分子。运用西方哲学方法系统整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第一人正是深受梁氏启发的胡适。胡适于1919年2月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曰后不断翻印。这半部哲学史能够取得如此巨大影响，除首开风气之外,最重要的原因也是胡书最独特之

6、处,即是胡适对于方法的注重。他说：“若不能考实他生存的时代,便不能知道他思想的;若不能辨别他遗著的真伪,便不能揭示出他实在的主义;若不能知道他所用辩证的方法,便不能发现他有无矛盾的议论。胡适亦注重哲学的思想系统。以老子为例，胡适考证完老子其人其书之后，开始论述老子哲学的产生历程。然后重点论述了老子哲学的根本观念一道。进而，胡适论述了老子的名学思想、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这些都是老子之道在天地万物之间的应用。这样，胡适就给我们展现出来一个完整的哲学系统。不止一派哲学,就整部书来讲,胡适并非简单地排比各家的思想主张，而是揭示出其思想的内在逻辑以及相互之间的影响变迁。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地评价各家学

7、说的价值所在，从而完成中国哲学史明变、求因和评判的任务。胡适以知识论审视中国古代哲学，确实得出许多卓有意义的结论。然亦存在不足。金岳霖说：“胡适是用一种西方哲学的主张而不是形式来写中国哲学史，因而难免牵强附会，把同情一种学说变成赞成一种主义。这也是胡适的哲学史一直被人垢病的一个方面,太过重视方法逻辑，而忽视了中国哲学的特质。胡适之后，另一位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且卓有成就的是冯友兰。冯氏在《三松堂自序》中说：“我三十年代的主要工作，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