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禅学的理论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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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钱穆的禅学的理论综述钱穆的一生，亲近过佛学经典、亲历过佛教修行、进行过禅学研究、参加过禅学争论、接受过禅宗大师影响，与佛与禅都有极大的因缘。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背景下，钱穆的禅学研究是以中国文化和儒家文化为本位的。他指出，从佛教发展的角度来看，禅宗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是佛教中国化的中心台柱；从佛教中国化的历程来看，禅宗堪称佛教史上的宗教革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禅宗是中国历史不可缺少的一环；是中国文化与异文化融合之典型。在20世纪关于《坛经》及其的争论中，钱穆反驳了胡适的观点，并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考据在禅学研究中应

2、注意的问题，特别注意了禅宗思想中的悟与修的关系问题。关键词：钱穆；禅宗；《坛经》；佛教中国化；悟后起修：B948：A：1004-7387（2014）01-0104-07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字宾四。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被誉为我国最后的国学大师。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6年，移居台湾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3、钱穆以治史学著称，然与佛学也并非无所关涉，只他有汤用彤这样一位挚友，就可谓已经结下大大的佛缘了。钱穆治佛学，以禅宗为最最为上心，亦最为精到，特别是他对《坛经》和慧能思想的研究，更是带有了一份温情与敬意。或许是钱穆的史学和儒学成就太为显著，他的这份佛缘与禅缘却极容易被人忽略。一、钱穆的佛缘与禅缘钱穆一生，与佛结缘，这绝对不是牵强附会的说法。早在1918年，24岁的钱穆就开始接触佛经了。当时，他还在县立第四高等小学教书，有一位名叫朱怀天的同事，盖因丧母心伤，所以常以读佛学自解，带来了六七种佛书，钱穆就其桌上取来一一读之。尤爱读《六

4、祖坛经》，其自言治佛学自此始[1]，而其对禅学的偏爱，也从此始。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钱穆对佛学，不仅停留在文字功夫上，更有一番修习静坐的经验，颇似坐禅境界。他曾回忆：某一年之冬，七房桥二房一叔父辞世，声一先兄与余自梅村返家送敛。余独一人去寝室卧床上静坐。忽闻堂上一火铳声，一时受惊，来若全身失其所在，即外界天地亦尽归消失，惟觉有一气直上直下，不待呼吸，亦不知有鼻端与下腹丹田，一时茫然爽然，不知过几何时，乃渐渐恢复知觉。余之知有静坐佳境，实始此夕。念此后学坐，倘时得此境，岂不大佳。经历了这次佳境之后，钱穆练习静坐更勤，并且与此相伴

5、的开始看一些和理学、道家、佛家相关的书，尤喜天台宗《小止观》，更按照天台的止观法门修行了起来：先用止法，一念起即加禁止，然余性躁，愈禁愈起，终不可止。乃改用观法，一念起，即反观自问，我从何忽来此念。如此作念，则前念不禁自止。但后念又生，我又即反观自问，我顷方作何念，来忽又来此念。如此念之，前念又止。初如浓云密蔽天日，后觉云渐淡渐薄，又似得轻风微吹，云在移动中，忽露天日。所谓前念已去，后念未来，瞬息间云开日朗，满心一片大光明呈现。纵不片刻，此景即逝，然即此片刻，全身得到大解放，快乐无比。[2]通过这种宗教体验，钱穆也益坚静坐之功

6、，虽然后来因为环境嘈杂，不适合静坐，钱穆逐渐的缩短了静坐的时间，但是这种坐禅的经验却是实实在在的，其对禅宗和天台宗的理解更深一层，对钱穆的禅学研究也有很大的影响。待来到北大之后，钱穆更是认识了汤用彤和蒙文通。三人中，钱氏高明，汤氏沉潜，蒙氏恣肆，三人治学路径略同，观点接近，又交往甚密，故在北大学生中有岁寒三友之称。加上同样来自湖北黄冈的熊十力，四个人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学术之思想和问题。当时，熊十力与蒙文通经常就佛学问题互相驳难不可开交，而专治佛教史的汤用彤又独默不语，此情此景下，钱穆便成了和事老的角色，为他们两者进行缓冲。时间久

7、了，即便钱穆不专治佛学，对于当时的佛学问题与不同观点的争论，也必不陌生。钱穆与佛教寺院也极有缘分，每每遇到景美幽静之寺院，往往有流连忘返之感。而钱穆最为重要的著作《国史大纲》，也有一大部分是在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完成的。那时，钱穆晨起远望诸山，餐后山下散步，其余时间尽日在楼上写《史纲》，入夜则看《清史稿》数卷乃入睡，周日则吟诵《陶渊明诗》一路去温泉，就连陈寅恪来到那里也曾感叹，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3]钱穆对佛教寺院的亲切之情，可见一斑。《国史大纲》完成以后，汤用彤曾劝钱穆今后可旁治佛学，当可更资开拓，但

8、是钱穆却认为读佛藏如入大海，甚难有所成就，反劝汤用彤赓续此下隋唐天台、禅、华严中国人所自创之佛学三大宗[4]，而这个希望却恰好表达了钱穆对佛学最为感兴趣的部分，即中国人自创之佛学，而钱穆对佛学之关涉与研究，也大概不出其中。1943年的暑假，钱穆胃病刚愈，于修养之时读了《朱子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