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斗争中刑法适用若干问题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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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严打”斗争中刑法适用若干问题研究(1)一、前　言　　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是中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惩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方针之一，是我国社会综合治理工作的首要环节，也是邓小平民主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83年8月开始第一次严打斗争到现在，党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开展了三次“严打”整治斗争（第一次“严打”时间为1983年8月至1987年1月底；第二次“严打”开始于1996月4月；第三次“严打”从XX年4月开始，为期两年）。当前正在进行的“严打”，以有组织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和流氓恶势力犯罪、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盗窃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

2、性犯罪为重点打击对象，采取了“严打”与整顿市场秩序相结合、“严打”与查处腐败相结合的主要做法。此次“严打”开展以来，在“严打”的强大攻势下，一批为非作歹的黑恶势力被摧毁，一大批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惩处，社会治安形势开始有一定的好转。这充分说明了“严打”方针的重要意义和实际效应。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严打”毕竟是在特殊时期针对某些特定的严重犯罪采用的特殊手段，如果过高地估计“严打”的实际效能，可能会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乃至在根本上违背“严打”的初衷。　　因此，从“严打”的政策意义角度，必须对“严打”的政策定位予以理性的分析和界定。从“严打”的司法实务贯彻方面，本文选取了“严打”中刑法适

3、用的两个重要方面的问题进行重点剖析：一是“严打”中刑法基本原则的贯彻。选择此问题主要是因为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的精神和灵魂，是刑事立法和司法的指导、统帅。执行“严打”政策必须站在全面贯彻执行刑法基本原则的高度。二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法律界限的把握，着重对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与相关概念的界限进行了分析。这是因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点是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打击，而是否成立黑社会性质组织则是开展此项斗争的关键。科学、合理地界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概念和特征，对于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及其相关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二、“严打”的正确定位　　“严打”作为我国的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其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

4、治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从法理的角度，必须对“严打”的政策予以恰当的定位，既不能夸大其在打击犯罪中的作用，同时又要处理好“严打”政策与执行法律之间的关系。　　（一）“严打”与依法治国方略的关系　　依法治国，是党的十五大确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的长期的方略。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保证，它要求各政党、组织、国家机关与公民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严格依法办事，而绝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严打”作为中央针对特定严重刑事犯罪而提出的一项重要刑事政策，应当在社会主义法治的轨道上进行，必须符合国家依法治国方略的长远目标和内在要求。“严打”作为一项刑

5、事政策，它与刑事法律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作为国家法律实务部门的具体行动，刑事政策活动必须遵循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法律为政府的活动预设了许多限制，政府不能突破法律、违背法律而另搞一套。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国历次“严打”都强调“依法从重从快”。也就是说，这种“从重从快”，不是可以突破法律的界限，任意多捕、盲目从重，甚至对犯罪分子随意加重处罚；也不是可以超越法律程序，剥夺犯罪嫌疑人应有的诉讼权利而草率行事、随意从快。这种“从重从快”，仍须以危害事实为依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对犯罪分子确定刑事责任、适用刑罚，仍须严格遵守刑法总则与分则的各项规定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越是在“严打”期间，越应强调“依

6、法办事”的重要性，越要重事实、重证据，遵循法定程序，严格执行办案法纪，确保办案质量，使所办的每一个案件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只有这样，才能既不冤枉无辜，又不放纵犯罪，才能给各种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以毁灭性打击，达到“严打”的目的。离开法律的准绳，不仅违法，也违背“依法从重从快”的“严打”方针本身。　　同时，也只有使“严打”方针的具体操作符合依法治国这一长远的治国方略的内在要求，才谈得上“严打”方针是依法治国在现阶段贯彻实施的具体体现，也才能对依法办事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由于法律本身有其局限性，它虽然在整体上设定了必要的框架，但其不可能告诉政法部门在特定时期犯罪的具体态势、应予打击的重点及具体的行动

7、方案。政法部门如何有效地使用其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有效地打击、预防犯罪，就不仅成为法律领域内的问题，同时也是刑事政策领域的重要问题。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为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严打”方针，也是依法治国方略在现阶段的实施过程中所允许的。但在“严打”过程中，对这一方针稍有执行不当，即有可能背离依法治国的要求，甚至出现以政策代替法制而破坏法治的现象。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在总结严打整治斗争的司法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