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中国转型的四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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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袁伟时：中国转型的四个问题2015-02-12  第 187 期  中国只能够一步步地改革，要经过二三十年改革才能够完成转型的历史任务。一个国家是很复杂的，是光明和黑暗同时共存的。中山大学哲学系袁伟时教授 资料图  　　在我看来，谈转型问题，离不开历史，有四个基本问题。 　　一、转型完成的标准是什么 　　这是首要的问题，否则后边的问题就没有办法展开。关于“现代社会”标准有一个基本的共识：经济是不是市场经济，政治上是不是宪政、法治，思想文化上是否多元。但是，进一步深入研究，人类文明是不断发展的，那么这个标准是不

2、是也应该有所变化？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2005年，我提出一个观点，现代文明的标准就是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当时，为了针对残酷的战争和种族屠杀、“生存空间”的叫嚣以及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剥夺公民自由，实行“意识形态恐怖”，肆意干涉私人生活和以社会福利为诱饵的新统治形式，美国罗斯福总统在1941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出：“我们盼望有一个建立在四项人类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第一是言论和发表意见的自由……第二是每一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的自由……第三是不虞匮乏的自由……第四是免受恐

3、惧的自由”。 　　“二战”胜利前后，以《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宣言》和巩固“二战”成果的《世界人权宣言》为标志，总结了人类文明的新成果和新经验。《世界人权宣言》是由各国政府代表、学者、社会领袖人物共同商议出来的，包括当时的中国政府代表和民间学者代表，并经联合国大会批准。它在序言中明确提出：“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经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自那以后，所有的联合国人权文件及其他文件都贯穿这个精神。 　　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是文艺复兴以来各国先驱一直为之奋斗的。不虞匮乏和免受恐惧

4、的自由为什么重要？因为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大萧条加上遍布各大洲的战争、纳粹的种族屠杀、苏联的特务统治和大肃反，让这两点的重要性格外突出。所以，这“四大自由”是新的经验总结，是文明发展到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准。如果一个社会实现了这四大自由，那社会转型就算是完成了，否则就还处在转型的进程中。 　　二、转型的障碍在哪里 　　一个国家能不能接受“四大自由”作为现代化的标准？如果能接受，那么转型的阻力在哪里呢？中国传统的说法是，反帝反封建。 　　说到反封建，从学术层面考察，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传统社会是不是

5、封建社会？按照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标准，秦以后中国实行的不是封建制度--分封制。我认为准确的说法是宗法专制制度。二是过去认为进行民主革命--“反封建”的主要内容是分土地。可是，土改后很久了，人们发现“反封建”问题没有解决。这是“文革”后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提出、得到邓小平首肯的。 　　中国的土地状况非常复杂。不乏大地主的个案，但据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材料（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62页，科学出版社，1955年北京版），全国46%的农户是自耕农，华北更高达67%，其中河北是72%，山东75%

6、。中国的地主绝大部分是小地主，人均占有土地10亩左右。“广东地主人均占地大约5.7亩上下。广西地主人均占地大约7.5亩上下。”（转引自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第12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南昌）再比如，多年来有“关中无地主”的说法。秦晖和金雁翻阅了关中地区的土改材料和其他档案，证实了这个结论：“无论从史料看，还是从保存至今的地籍资料看，'关中无地主'--自然是相对而言--并不是土改前与民国时期才有的现象，它至少已存在二三百年了。”（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

7、再认识》第8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北京）关中土地改革实际解决的是一些乡绅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压榨农民。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反封建”或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归结为分田分地。民主革命的基本内涵就是要建立民主制度，确立自由、平等的人际关系；人要从原来的臣民变成现代公民。可以说，人的解放--保障公民的自由才是“反封建”的关键。 　　现在传统文化大热，讲中国传统文化何其伟大辉煌。但是，传统文化不应该是那些一厢情愿的“愿景”，不是时贤对儒家经典的随意解读，而应该是当时社会的实际，特别是儒家思想凝结为制度的实况。我赞

8、同陈寅恪教授一针见血的论断：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三纲六纪”。唐宋的法典，大明律，大清律例，都贯彻了“三纲六纪”，体现了当时社会的行为准则--固化了的制度。在思想文化上，儒家的建树反而不如道家或者是佛家。有人说，传统制度是“儒表法里”。研究中国传统法律和社会的权威瞿同祖教授的研究早就否定了这样的解释。他指出，法家是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儒家讲等级、讲亲疏，中华法系和传统社会的特点恰恰是后者。我认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