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化物”到“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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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人化物”到“异化”——《礼记·乐记》一个哲学命题的考察 雷恩海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许多元命题的提出，蕴含了丰富的思想。对这些元命题的阐释——这一踵事增华、与时俱进的探讨，既丰富了思想的蕴含，也推进了思想的发展，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意蕴。探讨此类元命题，对认知思想史之精髓、给人以多元的启迪大有裨益，也便于扬弃，古为今用，立足传统思想而促进新思想的形成。《礼记》一书，乃汉代大一统局面形成之后，儒家学者以儒学思想为本，兼收并蓄，以期建立适应大一统局面的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目标是基本上达到的。职是之故，《礼记》一书，尤其值得重视，从上层建筑这一层面上来理

2、解，《礼记》所蕴含的丰富社会文化意蕴将会彰显出来。上层建筑，儒家称之为“礼乐”，有时亦简称为“礼”，《左传·隐公十一年》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儒家也特别重视“礼”、“乐”的相辅相成——“礼”在于严肃等级，修明道德；乐在于感化人心，和谐情感。《论语·泰伯》曰：“立于礼，成于乐。”极其重视“乐”的教化养成——因为“礼”使人循规蹈矩，而“乐”使人化于规矩，成为自觉的行动，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因此，儒家的理想则是：要以“礼”来建立人类社会的秩序；要以“乐”来教化人民，使得人人习惯于那样有秩序的生活，同心同德，并且感受到唯有那样的生活才是快乐的。为建构大一统帝

3、国的上层建筑而尽职责的《礼记·乐记》，专门探讨音乐，自然会比较深入地探讨音乐的政治教化作用，着重说明音乐是上层建筑的一个主要部份，而非谈论音乐美学。从这个意义上说，《礼记·乐记》所提出的一些命题具有丰富的认识论的意义，值得深入探析，如“人化物”这一命题，就蕴含了丰富的意蕴，有着辩证法的思想。《礼记·乐记》云：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

4、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1]（P1529） -6-旧注以为此一节所论，乃“人生至道也”。《正义》曰：“此一节论人感物而动。物有好恶，所感不同。若其感恶则天理灭，为大乱之道，故下文明先王所以制礼乐而齐之。”认为，“物”（客体）为人（主体）所认识，并不是人之天性使然，而是人本性中的一种冲动、知性——“欲”，与外物相接触，便发生认识作用，并能形成喜好和厌恶两种欲念，故尔郑注以为：“言性不见物则无欲。”如果对人之本性中的这种冲动、知性——即“欲”，不加节制，而外物又一直在引诱着，人则追随着无限的贪欲而沉浮，最终会妨碍、甚至消泯了人的天生的理性，如此则“人化

5、物”——丧失了人之所以为人，即仅仅保留了人的自然性，而消泯了人的社会性。人为物欲所支配，最终走向了人的对立面，人成为异己化的力量而存在——即人的存在与其本质相疏离。在《乐记》作者看来，这样的所谓“人”，就会萌生“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逞其私欲，破坏整个社会的和谐，“此大乱之道也”。因此，就应特别注意于教化，使之节制“欲”而秉有人之本性。从这个意义上看，“物至而人化物也”，是《乐记》一个具有深刻而丰富意蕴的命题，值得作深入的研究。孔颖达说：“外物来至，而人化之于物，物善则人善，物恶则人恶，是‘人化物也’。”“人既化物，逐而迁之，恣其情欲，故灭其天生清静之性，而穷极人

6、所贪嗜欲也。”[1]（P1529）孔氏的认识，有其合理之处，由于受经学之束缚，并不通透深刻。“人化之于物，物善则人善，物恶则人恶”，有机械论的倾向，并未探抉到其根本。在孔颖达看来，人一旦丧失了自己的理性，由其自身的欲望所操纵，不能有所抉择，则为外物所役使，物“善”则人善，物“恶”则人恶，即“人化物”之后，人的“善”“恶”完全由物之“善”“恶”品性所决定。因此，要竭力创造好的社会环境，铲除“恶”物，使人接触“善”物，从而达到大治大化。孔颖达的这一认识，也是由《乐记》的基本思想所决定的。《乐记》着重探讨乐的起源及其政治作用，并且从上层建筑的高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因“物”而动“心”

7、，由“心”而生“乐”，乐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是人情所必不免；而乐又能够摇荡性情，影响于人，因此，《乐记》更重视乐对人的教化作用，要慎其感之者： 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倡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1]（P1536） 正因为《乐记》认识到乐对人之教化如此重要，对社会生活有如此大的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