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比较中的可通约性问题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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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郝大维、安乐哲超越论的反思——兼论文化比较中的可通约性问题周锋利摘要：在郝大维和安乐哲的著作《孔子哲学思微》以及《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中，他们坚持认为在孔子思想乃至整个中国智识文化中都缺少超越性的意识，中国的“天”与“道”都是非超越的概念。本文对此观点重新加以审视，认为在文化比较中，强调差异性固然十分必要，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可通约性，这是不同文化得以相互理解的前提。关键词：文化比较；可通约性；超越性在当今日益频繁的比较文化研究过程中，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无疑是十分必要的，这一点在文化翻译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事实上，由于未能充分发现和承认这种

2、差异而造成某些核心观念和范畴的误用，从而带来理解上的重大偏差，这种情况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并不鲜见。例如把“天”译为“Heaven”、把“命”译为“fate”、把“仁”译为“benevolence”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不准确的。郝大维和安乐哲充分意识到这一情况，在澄清笼罩在中国哲学的这些核心观念上的重重迷雾方面，他们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在他们合作完成的两部力作《孔子哲学思微》和《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中，【1】通过对中国和西方文化若干重要概念的比较研究，他们突出强调了二者的差异性。在这两部著作中，他们有一个贯穿始终的观点，即“按照西方解释者的眼光来看，中国

3、智识文化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在其精神、道德和政治的感悟方式的表达中，缺少对于超越性的真正充分的意识”。【2】这一看法必然会引起广泛的争议，我们首先来看看郝大维和安乐哲是怎样得出这种结论的（如果说这是他们论述的理论前提，似乎也未为不可）。对方法论的重视一直是西方哲学的长处。作为西方哲学家和汉学家，郝大维和安乐哲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在《孔子哲学思微》的绪论部分，一开始他就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比较哲学的方法”，他们的基本观点是：“第一，在比较哲学中，异比同更有意义。就是说，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传统哲学具有对立的先决设定（presuppositio

4、ns）的看法，比认为它们之间具有共同的设定的看法更能提供成果。第二，在中国和西方社会，至今尚未获得让思想家们得以在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共同关心的问题的基础上进行对话的可能性。”【3】“先决设定”在他们的论述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谓‘预设’或‘先决设定’，是指通常人们（这些人属于相同的理智文化或传统）没有讲出来的那些前提。这种预设是哲学讨论的基础，它使人们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4】在运用比较方法研究孔子思想时，他们提出了三个基本预设，即“内在论的宇宙”、“概念的两极性”、“作为解释背景的传统”。这三个预设都是在与西方文化传统相对的基础上提出的，而第一个

5、预设是最为根本的，即在孔子思想中不存在任何超越的存在或原则。在《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中，不存在超越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整个中国智识文化或中国古典传统。这一预设并非自明的公理，它是需要证明的。郝大维和安乐哲的证明方法可以称之为“问题法”，他们先从西方文化背景中找出一些特殊的问题6，然后用孔子以至中国文化的某些思想作为一种工具，来阐明这些问题的关键所在，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例如在《孔子哲学思微》中，他们从思维方式、人格论、社会政治观、天道观、概念论这五个方面进行比较；而在《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中，他们则抓住“自我”、“真理”、“超越”这三个论题展

6、开研究，他们认为这三个论题“包含引起中西对话者之间误解的、任何数量的题目和问题”。【5】本文只就其中的“超越”论题略作探讨，而这一点正是郝大维和安乐哲论述的核心部分，也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内容。正如他们所说，造一座桥你必须从你所在的地方开始，他们是在西方哲学的严格意义上使用“超越”这一术语的，其定义是：“在原则A和原则B的关系中，如果A在某种意义上决定B而B不决定A，那么，原则A就是超越的。就是说，如果不诉诸A，B的意义和重要性就不能得到充分的分析和解释，而反过来，情况就非如此，那么，A就超越B。”【6】在西方思想传统中，严格超越是一个深刻而重要的观

7、念，如巴门尼德的“存在（Being）”、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柏拉图的理念和形式、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等等都是超越的概念，而最有影响的当然要数犹太－基督教的上帝观念。从这种严格超越的观点出发，郝大维和安乐哲对中国哲学中一系列重要的范畴概念进行了考察。在孔子思想中，“仁”无疑是一个中心概念，但对它的分析则真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郝大维和安乐哲综合了陈荣捷、杜维明以及芬格雷特的看法，把“仁”定义为“造就人的整合过程”，“仁”既是内部的，又是外部的，即一方面它确实包括了像“态度、感觉、希望和意志”一类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远非指“内部的原则”，而是要求考虑到

8、一个人的周围环境，它产生于群体实践中的个人的判断。【7】这一理解或许反映了“仁”的一个层面的内容，但并不代表全部。而他们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