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命史观向社会进化史观的过渡--论清代学人为中国社会自我演变所做的史观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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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方数据◇茭公从天命史观向社会进化史观的过渡——论清代学人为中国社会自我演变所做的史观准备◇李昱《齐物论释》与章太炎的“内圣外王”之道主持人语近年来，一些学者借鉴海外汉学家注重文本诠释的方法，试图以此来推进中国思想史研究，取得了不少新成果。应该肯定，迭对于避免简单化地运用西方思想史的范畴来解释中国古热文本，克服生搬硬套、牵强附会的弊病，准确理解中国古代文本的意义，具有重要意义。然耐，以笔者之孤陋，却终有于心未安者。对于西方汉学家来说，研究中国思想史最重文本诠释，是很可以予以同情之理解的。如何以西方语言来准确诠解中国文本，至今还是一个大难题。一个“仁”字

2、的翻译，不知费多少周折；一个“气”字的解释，至今也难得确解；～个“理”字的诠解，也是歧义纷出。可是，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以中国语言来准确理解中国古代文本，却是三家村塾师也能做到的事情。吾恐后学不察文本诠释提倡者之初心，重蹈营日三家村学究之故辙也。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在准确理解中国古代文本的基础卜，最难的问题无过于如何具有“史识”。这史识。用中国传统的语言来说，就足孟子所讲的“知人论世”的智慧，是太史公式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通史家风，是王充之所谓“知今而不知古，谓之肓瞽；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的深妄4见解，是寅日知几之所谓“探赜索隐，

3、致远钩深”的高远“鉴识”，是顾炎武“引古筹今”、“鉴古训今”、“稽天成德”的史学价值论，是王夫之“设身于古之时势如己之所躬逢”的神交古人的心灵感应，是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高明”与“沉潜”互相推助的神解精识。百年来的西学东渐，使不少前辈学者接受了两方文化的精华。古希腊人的哲学精神，以及培根的“破除幻象”、斯宾诺莎的“反省”和洛克的“反思”，帕斯卡、康德式的探究人类心灵底蕴的睿智，黑格尔、马克思的巨大历史感，融人了许多前辈学者的心灵，从而使中国史学注重“史识”的优秀传统得以进一步发扬光大。虽有教条烹义和极“左”思潮的干扰，但前辈学者们仍在思想

4、史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其“学思并重，史论结合，古今贯通，中西对比”的方法论特色，值得我们认真予以继承和发扬。思想史研究者必须曾先是一位思想者，是具有深沉的民族历史感、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人，是善于带着我们时代的问题意识去研究思想史、通过视阈融合和创造性谂释、使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服务于现代化伟大事业的人。“扛IlI代有才人出”。我们热切希望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能有更多的新人和新作问世，热切欢迎不仅在文本诠释上颇见功力、而且具有非凡之“史识”、富于思想性的好文章。万方数据·思想史研究·JOURNALOFNANJINGUNIVERSITYi堡i!幽虹：坠竺些

5、型塾型坠兰12墅：型!从天命史观向社会进化史观的过渡’——论清代学人为中国社会自我演变所做的史观准备茭公(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210093)摘要：由“公羊学”所宣扬的天命史观，是将社会的变化视为天道运行“副本”的观念。它既宣扬“君权天授”，又承认“天命所授者博，非弛一姓”，认定社会在周期性的循环中发展。但在整个中世纪，“君权天授”的观念一直是维护家天下专制制度的精神武器。在从古代社会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前清”学者在批评天命史观时，将主宰人类命运主体的“天”置换为“社会”；到了清代中期，“常州”学人则注意到“天命”史学中所包含的变易思想；晚

6、清之时，恰遇“千年未遇之变局”，康有为等一方面援引前清学者的社会主体观念，另一方面则直接将公羊学的变易思想与西学相对接，于是，“通三统”、“张三世”、“《春秋》当新王”便被改造成社会进化论学说。关键词：春秋公羊传；天命史学；常州学人；社会进化论中圈分类号：1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278(2005】06—0047—10中国古代思想向近代演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自明清之际以降，王夫之便沿着朱熹工夫论的知识主义传统，给天、道(理)、命、性、心添加了近代唯物主义内容，从而使近代科学思想得到某种程度的增长；而戴震也曾借助阳明学高扬人的主体精神所激

7、发出来的人文主义思潮，以情说理、以欲说天，使程朱“以天立人”观念受到时代性的挑战。在这两股哲学思潮的带动下，前清学者也对天命史观进行r尖锐的批评，他们将主宰人类命运的“天”置换为“社会”、“人心”。然而，中国人并没有因为这些理沦贡献而彻底地改变自己的观念，以致“以民随君、以君随天”的天命观念仍然弥漫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之中。这种状况到了清代中叶刘逢禄(1776—1829)重新解释何休的“三科九旨”说之后出现了重要的转机，而晚清的康有为师徒则采用“以子之矛戳子之盾”的方式，同时借用前清学者“道在器中”和“社会”主体的思想，进一步将“通三统”、“张三世”、“

8、《春秋》当新王”改造成近代社会进化论，实现了中国人历史观念的重要转变，1902年梁启超正式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