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其它相关毕业论文 明清徽州宗族对乡村统治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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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状况做一深入的探讨，是很必要的。从明中叶到清中叶，是徽州宗族对乡村的统治不断加强的时期。宗族通过修谱、建祠、祭祀、团拜活动，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了统治，又通过制定族规家法，把族人的言行限制在宗族规定的范围内。族产的设置和迅速扩展，发展到后来，在乡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地位，形成“穷村乡，富祠堂”的局面，使族人从经济利害关系上与宗族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得不俯首贴耳听命于宗族的权威，而这种“听命”，在很多情况下是心甘情愿的。关于以上几点，笔者已有专文论说，这里不再赘述。本文拟着重讨论宗族对乡村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影响力，和在乡村事务中的仲裁权问题。　　元末明初人朱同，在谈到休宁潜溪汪桂编修族谱，并在祖

3、墓前构筑“永慕亭”拜祭祖先之事时，联想到当时社会的一般风尚，慨叹地说：“宗法久弛，姓氏混淆，……亲尽然后为途人乎。”［（１）］可知元末明初，徽州的宗法关系处于“久弛”的状况。弘治十六年，祁门三四都凌氏族丁凌友宗，因“家中屋宇狭窄，人众难以住歇，前往本府婺源县迁居”。由于“本年系凌友宗应门户官差”，如果他甩手一走，这些差役税粮由谁承担呢？他的兄侄们不许他就此迁走，于是订立文约，将承租开垦的荒田其本人的分籍尽数拨给子侄凌胜宗等人名下，由他们耕种、收租、管业，并“供解门户差役税粮等项”。如果将来凌友宗的子孙回宗，“听照管业，同管门户”［（２）］。此文约牵涉到宗族内的纠纷，照理应有族长、房长、家长出面

4、签押，然而文约中没有出现族长、房长、家长的字样，说明弘治时期，在有关族内纠纷事务中，族长、房长、家长尚不能发挥较大作用。正德四年，祁门十五都郑狮与族弟郑琼，因山场“互界不明”，引起争执，二家讦告到县。县官批示排年康续韶、里老汪永良等到山场踏勘，此间“二家思系亲族，不愿终讼”，于是撤讼，凭排年里老劝谕作中，订立合同，解决了争执。这件讼事实际也是宗族内部的纠纷，不在族内解决，而是到县衙去解决，从整个讼事中看不到族长、房长、家长的影响和权威，反而是排年、里老的劝谕调解起了决定作用，说明明中期前后，族长等尚没有很大权威，宗族对乡村的统治还比较薄弱［（３）］。　　明中叶以后，徽州宗族对乡村的统治逐步加强

5、，到清前期，则达到其鼎盛时期。太平天国之后，宗族的统治有所削弱，但余威仍不可忽视。顺治十三年，祁门六都善和里程氏宗族打算重修窦山公寝庙，由于经费缺乏，欲从众存族产的一千五百秤租中提出十分之二“众贮公支”，递年积攒，即可弥补修祠之不足。于是订立了《众立提轮谷重造窦山公寝庙并祠旁庄屋合文》。虽云“众立”，但押约者并不是众多族人，而是两位家长，可见提取众存产业租谷补作修祠费用一事，主要出自两位家长的意志。合文中有“有敢徇私破公强梗拗众者，即准不孝论，声罪鸣官，仍依此文为准”的字句，可以看出，由于众存族产族众拥有分籍，即可分到经济实惠［（４）］，提走一部分，族众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因此一些族众会有不满

6、情绪，但如果不服从家长的意志，“强梗拗众”，则会背上不孝的恶名，受到声罪鸣官的惩罚［（５）］。可见清前期，宗族中族长、房长、家长的权力很大，可以自行决定宗族中的大小事务，无人敢违拗反抗。嘉庆二年，休宁县官府指令一都八图王姓族长王惇裕等写立甘结文书，证明本族人捐职从九品的王荣锡“身家清白，以及三代出身并无违碍等情。”［（６）］官府需证明乡民的身家是否清白，三代出身是否有违碍，不委托里甲出面调查办理，而是指令族长和邻居写立证明文书，说明清代徽州的乡村，很多事务主要是由宗族在把持，里甲的权力和作用有所削弱。宗族的权威，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也得到官府的认可。乾隆年间，休宁县宰靳宗著，初到休宁时询问民间疾苦

7、，了解到社仓的弊端，“胥役因得渔猎其间，甲户贿脱，又及乙户，流毒蔓延，四乡为之不安。”靳宗著洞察其弊，周咨士民，决定采取借用宗祠的力量管理社仓的措施：将管区内的族姓祠堂列名，设立名*，凡祠堂充管三年，再轮别族宗祠充管，按名*的排列顺序轮流管理。他并将此一措施“详明上官，永为定例”。据说此方法实施的结果，“邑民便之”［（７）］。政府官员和当地士民对宗祠管理乡间事务的信任，远远超过对胥役等人的信任。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