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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邓广铭、漆侠五十年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1、评邓广铭、漆侠五十年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李华瑞、郭志安 [摘要]本文较为系统全面地评述了当代著名史学家邓广铭、漆侠半个世纪以来研究宋代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特点、方法和贡献,并指出了两人在研究方法、观点上的异同。[关键词]邓广铭、漆侠、王安石、变法、研究 王安石变法是宋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自宋元祐初年高太后、司马光等人废除新法以降,迄今历史已走过了九百多年。伴随着历史的脚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褒贬议论,是一桩几经变动而又难以了结的历史公案。对于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历史评价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从宋哲宗元 时期至高宗绍兴
2、年间俾修《神宗实录》,它经历了由否定到肯定再至否定的发展过程。这一时期的评价往往是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纠缠在一起,而绍兴本的《神宗实录》以“是元祐而非熙丰”,“唯是直书安石之罪”为编撰宗旨,遂成为后世诬谤王安石变法的基调。(二)从陆九渊、朱熹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活动的再评价直到清末,这一时期对王安石个人的节义操守才学多给以肯定,但是对其变法活动则全盘否定。由于变法活动是王安石一生从事的最主要的业绩,对变法的否定实质上也是对王安石的基本否定,陆九渊、朱熹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价直接影响了元、明、清人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价。当然,在 “荆
3、公受谤七百有余年”之中间也有为其鸣不平的,如蔡上翔所著《王荆公年谱考略》即是为王安石及其变法辩诬。但这种辩诬并不是这一时期评价王安石及其变法的主流。(三)20世纪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20世纪的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又可分三个阶段:一是从20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前,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出现新的动向,肯定性的评价成为主流,这主要表现在梁启超运用新史学方法为王安石及其变法翻案,是对以往数百年的否定之否定。二是新中国成立后至1965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史学工作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作了再评价。虽然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亦作出了全面的肯定,但因其
4、观点、立场不同,在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性质和时代上与蔡上翔、梁启超的肯定又不尽相同。1973～1976年,在“四人帮”掀起的“评法批儒”闹剧中,王安石及其变法也被置于儒法斗争之中而遭到严重的扭曲。三是20世纪后二十年,以“扬马抑王”否定王安石变法和反否定的讨论颇引人注目。这一时期的讨论意见分歧颇大,其讨论的深度和广度虽有所进步,但总的评价意见多未超出前两个阶段的范围。另外,1949年以后,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亦有相当可观的成绩。 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王安石变法并产生较大影响、成绩最卓著的学
5、者,当首推邓广铭和他的门人漆浃。他们的研究贯穿于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时间跨度逾五十年,从而成为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观。一、邓广铭四写王安石 邓广铭(1907—1998)字恭三,山东临邑人,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是20世纪中国宋史研究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他一生与王安石结下了不解之缘。20世纪50年代初,邓广铭第一次撰写出版了《王安石》,对王安石的生平和变法业绩作了简要的叙述,并且开宗明义突出地提出了王安石所主张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三原则,以为这虽是司马光、范镇等保守派人物首先揭发出来的,实际上
6、却是最真切的对王安石的传神写照。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因毛泽东赞誉田中角荣具有王安石的“三不足”精神,人民出版社邀请邓广铭修改二十年前的旧作。于是,1975年出版了他的《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新作较旧作虽然在内容上有较大的增加和修改,但当时学术文化界正处在“儒法斗争”和“批林批孔”的氛围中,因而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或如邓广铭自言,“富有时代气息”。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人民出版社打算重印《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邓广铭开始三写王安石。这次修订,主要是将那些有关“儒法斗争”与“批林
7、批孔”的文句和段落删削及修改。1995年,当时光又悄悄走过近二十年的历程后,已是垂暮之年的邓广铭又毅然地拿起笔四写王安石。那么,促成他四写王安石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据自叙,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改革开放的宏观气氛之中,有感于“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万千现实事例而受到启发,加深了他对王安石发动于公元11世纪的变法革新事业的理解和认识。二是认为长期以来学术界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在把握作为王安石变法精神支柱的“三不足”原则上均不够准确,因而也就不能凸现王安石的高尚品格、理想抱负以及他的政治韬略和实践。当然,邓广铭在四写王安石之前对一
8、些相关问题已作了新的探索:《王安石对北宋兵制的改革措施及其设想》(1980年)、《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运动》(1986年)、《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附说理学家的开山祖问题》(1991年)、《关于王安石的居里茔墓及其他诸问题》(1993年)、《〈辨奸论〉真伪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