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重点应放在权利反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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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重点应放在权利反哺上摘要：从权利的角度看，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源可归结为农民权利的缺失，赋权于农民、实行权利反哺是现阶段工业反哺农业的重点。当前，权利反哺的重点包括赋予农民农地使用权流转的权利、自由迁移和自由择业的权利、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享有平等公共服务的权利和成立各种专业经济合作社的权利。　　关键词：权利；权利体系；权利缺失；权利反哺；反哺实现机制　　　　面对工农、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现实，理论与政策界对如何实现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建立工业反哺农业的实现机制与长效机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本文从权利、权利缺失和权利反哺的新视角来探讨“三农”问题的根源及

2、工业反哺农业的重点。　　　　一、权利、权利体系与权利反哺　　　　阿马蒂亚·森认为，以人为中心，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自由是人们享受自己所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自由不仅作为手段促进人的发展，自由本身也是人发展的目的。自由与权利是天然联系在一起的，人要获得自由，必须具备人的基本权利，通过权利来谋求发展，以使自已免受贫穷。这种自由的理念和权利的观点，是我们思考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思想方法。“三农”问题为何如此突出?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为何难以提高?学术界主要从农业的弱质性、农业为工业贡献资本积累、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及政府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偏向等方面做解释。

3、其实，深入问题的实质，更深层次的东西是人的权利问题。农民群体(包括农民工)之所以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其权益遭受多方面侵害，根源在于农民权利的缺失。　　就我国的“三农”问题而言，要增进农民的利益，关键是给农民赋权，逐步赋予农民完整的社会政治经济权利，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自主进行生产决策及支配自己劳动成果并从中获取收益的权利。(2)自由交换、自由定价、自由契约的权利。(3)自由运用自己所拥有或雇佣的生产要素并利用其谋求发展的权利。(4)享有平等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权利。(5)自我组织的权利。在这些权利当中，既有生产的权利，也有交换的权利；既有经济权利，也有社

4、会的、政治的权利，它们是紧密联系而难以分割的。　　当前，工业反哺农业的着力点主要通过“多予少取”的政策措施，如取消农业税、启动各种农业补贴及农村义务教育的“两免一补”来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这些政策措施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目前工业对农业的反哺还只是一种收入反哺，是一种输血型反哺，还处于反哺的初级形态，此种反哺只能增加农民的少量收入，减缓农业和农村与工业和城市差距拉大的速度，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业落后的面貌和农民的生产生活。要从根本上改变农业落后的面貌和农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实现从收入反哺向更高形态反哺的过渡。对此，提出从收入反哺向要素反哺过渡的观点，主张通过农

5、村要素培育和要素市场化改革，来实现工农、城乡之间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公平交易，消除工业对农业的要素“剥夺”，多渠道引入和培育农村要素资源，以增强农业自我发展的能力，构建工业反哺农业的长效机制。其实，要素反哺更深层次的东西是权利问题，农民若没有自由配置要素或自由雇佣要素的权利，是不可能实现要素市场化和要素反哺的。因此，“权利反哺”的概念比要素反哺更深一层次，更加触及问题的实质。要实现工业对农业的有效反哺，构建工业反哺农业的长效机制，就应将重点放在权利反哺上。权利反哺的内涵应理解为改变长期以来农民权利缺失的状态，通过赋权于农民，还权于农民，来增强其自我发展的机会和能力，最终

6、实现农民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　　　　二、“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民权利的缺失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三农”问题出现并日益严重。这一时期，正是经济转轨时期，我们对农民的赋权一度停止下来，缺少赋予农民权利的重大制度创新，农民在市场交易中的谈判权力严重不足。改革进程让分散而无组织的农民去同有组织的对手进行博弈，使其弱势地位农底显现。加之这一时期国家财政集权导致基层政府对农村资源的过度汲取，使农民的负担加重。由于农民土地权利的不健全，尤其是缺乏农地的转让权，在农地征用过程中，对农地是否应被征用，征用为何种用途，征用补偿的标准及分配方式等问题，农民基本上没有

7、话语权和谈判地位，所得补偿极低，农地非农转让所实现的巨大增值收益基本为政府和农地受让方占有，农民土地权益遭受极大侵害；由于农民缺少自我组织的权利和相应的政策法律环境，农民处于无组织的分散状态，面对各种侵害农民权益的行为缺少依法抗争的组织手段，在与其他经济主体的交易中，也经常出现“贵买贱卖”的问题，分散的农民难以应对市场波动的风险，从而遭受经济利益的损失；农民工在城市缺乏与市民平等享受政府公共服务的权利，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和市民化。　　无论是回顾历史，还是思索现实，我们发现所谓“三农”问题其本质乃是农民权利的缺失问题。市场经济从本质上是一种自由契约经济，要让农民